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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对于一个十四岁的少年来说，房间的天地未免过于狭小，街道则不是太短便是太长，白天没有机会去当橱窗前的诱惑者，而晚上又不是有什么紧急的情况非要我到黑——的门洞里去扮演十拿九稳的诱惑者角色不可，这时，我便跺着脚走上四道楼梯，踩出节拍来，一边数着这一百十六级楼梯，每到一层停留片刻，闻一间各层住家门缝里透出来的气味，因为气味也同我一样，觉得这两间一套的住房太狭窄了。
起初，我有时还能侥幸碰上小号手迈恩。他烂醉如泥，躺在挂着晾干的床单中间未被水滴湿的地板上，以罕有的音乐感吹着小号，使我的鼓获得快感。一九三八年五月，他戒掉了杜松子酒，逢人便说：“我现在开始新生活啦！”他当上了冲锋队骑兵队乐队队员。我看到他脚登皮靴，穿着臀部包着皮子的马裤，上楼时一步跨五级。那四只猫——其中一只叫俾斯麦——他还养着，因为可以预料，有的时候杜松子酒还会占上风，并使他乐兴大作。
我很少敲钟表匠劳布沙德的房门。他是一个生活在一百只坏钟中间的沉默的人。这样过分地耗费时光的情况，我每月至少能目睹一回。
老海兰德的小作坊始终还是在公寓的院子里。他始终还是干敲直弯钉子的活。同过去一样，院子里有兔子和兔子的子子孙孙。但是，院子里的孩子却换了人。他们都系黑领带，穿制服，不再煮砖头粉浑汤。那些正在长个儿并超过我的孩子，我一个也叫不出名字来。这是另一代人，而我那一代孩子已经从学校毕业，都在当学徒了。努希-艾克成了理发师，阿克塞尔-米施克想在席哈乌当焊接工。苏西-卡特在施特恩费尔德百货公司当见习售货员，已经有了男朋友，关系相当确定了。变化真大啊！不过三四年间的事。拍打地毯用的旧架子始终还屹立在院子里，住房须知的规定也未变：星期四、五拍打地毯，但是每逢这两天，拍打声不多了，拍得羞羞答答，不敢让人听见似的，因为自从希特勒掌权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家使用吸尘器；拍地毯架子日渐被人冷落，只为麻雀服务了。
因此，我总是孤单单一人待在楼梯间和屋顶室。我在房顶的波浪形瓦下读我保存的读物。当我需要有人做伴时，便到三楼去敲左边第一个房门。特鲁钦斯基大娘总会开门的。在布伦陶公墓，是她搀着我的手，领我到可怜的妈妈墓旁去的。自那以后，每当奥斯卡用鼓棒敲她家房门时，她总会开门的。
“别敲得这么响，小奥斯卡，赫伯特还要睡一会儿。他昨天夜里又遭罪了，人家用汽车送他回家的。”说完，她拉我进屋，给我倒麦芽咖啡和牛奶，还给我一块用线拴着的褐色冰糖，可以浸到咖啡里去，也可以用舌头舔。我喝咖啡，嘬冰糖，让鼓休息。
特鲁钦斯基大娘的脑袋小而圆，稀疏的灰白头发像薄纱似的蒙着，粉红色的头皮透出微光。有限的头发丝在枕骨最突出的地方扎成一个面包形发卷，尽管很小——比台球还小，不论她怎样转身，别人从任何角度都能看到。发卷是用织针别住的。每天早晨，特鲁钦斯基大娘都用代用咖啡的包装纸——红的，退色的——擦她那笑起来就像是粘上去似的圆脸颊。她的脸形像耗子。她有四个孩子：赫伯特、古丝特、弗里茨和玛丽亚。
玛丽亚和我同年，刚念完国民小学，住在席德利茨一个职员家里学习料理家务。弗里茨在铁路车辆厂工作，别人难得见到他。他有两三个姑娘轮流陪他过夜，他带她们到“奥拉跑马场”去跳舞。公寓院子里的那些兔子，“蓝色维也纳人”，也是他养的，但实际上是特鲁钦斯基大娘在喂养，因为弗里茨忙着应付女友们，根本不得分身。古丝特，三十岁左右，沉默寡言，在火车总站附近的埃登饭店当女招待。她始终还没有结婚，同住一流饭店的人物一样，住在埃登大厦最高一层上。赫伯特是老大，是唯一同母亲一起居住的——如果不算装配工弗里茨也偶尔回家过夜的话。他在新航道港口区当侍者。这里要谈的正是他。因为赫伯特-特鲁钦斯基成为我努力探究的目标，在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后，他给我带来了一段短暂的愉快时光；我至今仍把他称作我的朋友。
赫伯特在施塔布施那里当侍者。施塔布施是“瑞典人”酒店的老板。酒店在新教的海员教堂对面，来客多半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这点从“瑞典人”这块招牌上就可以猜到。不过，也有从这个自由港来的俄国人和波兰人、霍尔姆的装船工以及刚开进港口停泊的德国军舰上的水兵。在这个真正可谓国际性的酒店里当侍者，是不无危险的。赫伯特在去新航道之前，在“奥拉跑马场”当过侍者，仅仅由于在那个三流舞场里积累的经验，才使他能够用郊区方言掺上一句半句英语和波兰语，镇住“瑞典人”酒店里各种语言的喧闹声。然而事与愿违，每月总有那么一两回，人家免费用救护车送他回家。
遇到这样的情况，赫伯特就不得不俯卧在床，呼吸困难，因为他体重一百公斤，而且还得一连躺上数天。在这样的日子里，特鲁钦斯基大娘一个劲儿地骂他，却又不顾疲劳地照料他。每逢她重新扎好发卷之后，总要拔出一根织针来，敲他的床对面挂着的一个玻璃镜框。镜框里是一幅修过的男人照片，这个男人目光严肃而呆滞，长着小胡子，有点像我的照相簿第一页上那个蓄小胡子的人。
不过，特鲁钦斯基大娘用织针指着的这位先生，不是我家的人，而是赫伯特、古丝特、弗里茨和玛丽亚的父亲。
“总有一天你会像你父亲一样完蛋。”她挖苦呼吸困难、痛苦呻吟着的赫伯特。可是，她从来也不明说，黑漆镜框里的那个男人到哪儿去找死的，后来又怎么完蛋的。
“这次是怎么回事？”两臂互抱的灰白头发的耗子脸要知道个究竟。
“同以前一样，瑞典人和挪威人呗！”赫伯特侧转身子，床嘎嘎地响。
“同以前一样，同以前一样！别装得好像永远只会是他们干的。最后一次，不是训练舰上那些家伙干的吗？叫什么来着？说呀！对，‘施拉格特’号的。我不是说了吗，这次是怎么回事？你偏说是瑞典人和挪威人！”
赫伯特的耳朵——我看不见他的脸——一直红到耳根：“这些该死的水兵，老是瞎吹牛皮，仗势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