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铁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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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读者先前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待在桌子底下曾使我获得了一种最简便的观察方法：我可以进行比较。可是，自从我可怜的妈妈去世以后，一切都变了样！扬-布朗斯基不再像过去那样，在桌面上小心谨慎，然而还是输了一盘又一盘，可是在桌子下面却胆大妄为，用他脱了鞋子只穿袜子的脚去占据我妈妈两腿间的地盘。在那些年头的施卡特牌桌底下已不再有色情，更不用说爱情了。六条男人的腿，被裤子绷紧着，呈不同的鱼骨状，有时赤裸着，宁可只穿村裤，汗毛或多或少。这六条腿在桌子底下都尽量避免接触，哪怕是偶然的接触。腿以上的延长部分——躯干、脑袋、胳膊则一门心思地在玩牌，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本来是禁止他们在一起打牌的，因为每输一盘或者每赢一盘，都会引起垂头丧气或者得意洋洋的反应：波兰输掉了无主牌的一局，而自由市但泽则为大德意志帝国赢了红方块为主牌的一局。

这种耍手腕的牌戏结束的日子是不难预见的——犹如所有的军事演习有朝一日都会停止，并鉴于某种所谓的紧急情况，在更广大的范围之内真枪实弹地打起仗来。

到了一九三九年夏初，事情就明朗了，马策拉特在每周一次的党支部领导人会上找到了新的牌友，他们不像波兰邮局职员和前童子军指导员那样危险。扬-布朗斯基也不得不考虑命运规定他所属的阵营，并同邮局的人搞在一起，譬如说，同残废的看房人科比埃拉。他曾在马尔察莱克-毕尔苏德斯基的传奇般的军团里服役，从此以后，他的一条腿就比另一条腿短了几厘米。尽管病了一条腿，科比埃拉仍是一个能干的看房人，此外又是一个手艺很巧的人，我希望他有可能发发善心替我修理我那些残破的鼓。因为只有通过扬-布朗斯基才能找到科比埃拉，所以我几乎每天下午六点左右，甚至不顾八月天异常的闷热，站在波兰居民区附近，等候下班后多半准时回家的扬。我也不问自己一下，你那位假想的父亲下班后会去干什么，便站在那里，等到七点钟，等到七点半，但是，他没有来。我本来是可以找表舅妈黑德维希的。扬可能病了，发烧了，或者断了腿，上了石膏。可是奥斯卡却站在原地不动，只满足于时而凝视一下那位邮局秘书寓所的窗户和窗帘。一种奇怪的羞怯心理阻止奥斯卡去走访表舅妈黑德维希，她那双慈母般的温柔的牛眼睛里射来的目光使他感到悲哀。他也不很喜欢布朗斯基夫妇的孩子，他们可能是奥斯卡同父异母的兄妹。他们就像对待玩偶似的对待他。他们愿意同他玩，把他当做玩具。同奥斯卡差不多同年的、十五岁的斯特凡，有什么权利那样傲慢地对待他，像老子对待儿子似的老是教训他呢？还有那个玛尔加，扎着小辫，胖胖的脸蛋像初升的圆月，她哪儿来的权利把奥斯卡当做没有意志的时装木偶，一连几个小时地替他梳头、刷衣服，摆布他，教他这个那个呢？他们两个自然把我看做一个畸形的、令人同情的侏儒孩子，觉得他们自己很健康，前途无量，又是我外祖母科尔雅切克的宠儿，而她是不会把我当做心肝宝贝的，因为我总是使她感到很难对付。用几本童话和连环画是笼络不了我的。我所期待外祖母的，甚至今天想象起来也是莫大的享受，那是非常简单的，因此也是很难获得的。奥斯卡一见到她，就要极力效法自己的外祖父，钻到她的裙子底下去避难，而且如果可能的话，那就永远也不再从这个避风港里探出头来呼吸外面的空气。

为能钻到外祖母的裙子底下去，我可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我不相信她当真不喜欢奥斯卡坐在她的裙子底下。她总是犹豫，多半拒绝我。我想，任何一个人，只要有一半像科尔雅切克，她就会让他去避难的。而唯独我，既无外祖父的身材，又无那位纵火犯一划就着的火柴，所以不得不巧施特洛伊木马计，方能进得那个城堡。

奥斯卡看着自己像一个真正的三岁孩子那样在玩皮球，瞧着那个奥斯卡让皮球碰巧滚进了裙子底下，他立即以拾球为借口，在外祖母看穿这种诡计并把皮球还给他之前，就蓦地钻了进去。如果有大人在场，外祖母就不会允许我在裙子底下逗留太久。大人们嘲笑她，往往用含沙射影的话使她回想起那年秋天在土豆地里当新娘的往事，弄得天生就不白的外祖母满脸通红，久久不消。这红晕配上几乎全白的头发，并不使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显得难看。

可是，当我的外祖母安娜单独一人的时候——这种情况很少见，自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后，我见到她的次数越来越少，自从她不再在朗富尔每周一次的集市上摆摊以来，我简直就见不到她了——她倒是比较自愿地让我在裙子底下待得更久一些，我不需要再用皮球要愚蠢的花招。我拿着鼓滑过地板，弯下一条腿，另一条撑着家具，往外祖母这座大山的方向移动，到得山脚下，我用鼓棒一下撩起四层幕布，钻了进去，让四层幕布同时落下，静静地待了一分钟，用全身的小孔呼吸着，沉湎于那股强烈的、易臭的黄油的气味之中。这黄油不受季节变化的影响，它的气味弥漫在那四条裙子之下。在这之后，奥斯卡才开始击鼓。他知道外祖母喜欢听什么，于是，便敲出了十月的雨声，一如她当年坐在土豆秧火堆后所听到的，而就在这雨声中，科尔雅切克带着被人紧紧追踪的纵火犯的气味，钻到了她的裙子底下。我让一阵斜飘的细雨落到我的鼓上，直至我头顶上响起了叹息声和圣者名字的呼唤声。现在，该由读者自己去重新辨认出在一八九九年曾经响起过的那种叹息声和圣者名字的呼唤声了，那时，我的外祖母坐在雨中，科尔雅切克则在干燥处。

在一九三九年八月的那些日子里，当我在波兰居民区对面的街头等候扬-布朗斯基时，我经常想起我的外祖母。她可能在表舅妈黑德维希那儿做客。坐在裙子底下，呼吸臭黄油味，这种想法多吸引人哪！然而，我还是没有登上三层楼，在挂着“扬-布朗斯基”名牌的门上按铃。奥斯卡能给他的外祖母什么呢？他的鼓敲破了，什么声音也敲不出来了，他的鼓忘了十月落在那土豆秧火堆上斜飘的细雨是什么声音。由于奥斯卡的外祖母只能用秋雨的瑟瑟声来对付，所以，奥斯卡仍站在环行路上，瞧着沿陆军草场丁零当啷开来开去的五路电车，瞧着它们迎面驶来，又目送它们远去。我还等不等扬？我没有放弃等待，还站在原地不动，是因为我一时想不出一种可以行得通的方式离去吗？长久等待会起教育作用。但是，长久等待也会诱使等待的人把他所盼望的会面的情景想象得栩栩如生，因此，被等待的人无从使他喜出望外，因为他什么情况都想象到了。然而，扬还是使我吃了一惊。我一心只想先看见他，并对这个毫无思想准备的人敲起鼓的残骸来，因而紧张地站在原处，随时准备抽出鼓棒来。我想让铁皮大叫大嚷，使他明白我目前绝望的处境，而自己就不必费口舌去解释了。我对自己说道：再等五辆电车，再等三辆，再等一辆就不等了；我焦急万分，开始想象布朗斯基一家如何根据扬的主意搬到莫德林或华沙去了，还仿佛见到他在布罗姆贝格和托恩当邮政局长。我取消了方才赌的咒，又等了一辆，随后转身朝回家的路走去。这时，有人在背后抓住了他，一个大人用手捂住了他的眼睛。

我感觉到这是一双男人的手，柔软、没汗而令人舒服，散发着优质肥皂的香味，我感觉到这是扬-布朗斯基。

他松开手，引人注意地大声笑着，将我扳过身去面对着他。这时，我已经来不及拿鼓来说明我的不幸处境了。因此，我把鼓棒插在齐膝裤亚麻布背带后面。在那时，由于无人照管，裤子很脏，口袋边也全磨损了。两只手空出来后，我这才把用可怜巴巴的绳子挂着的鼓举起来，像控诉似的举起来，举过眼睛，一如维恩克圣下在望弥撒时高举圣饼那样。要是我也能像他那样说“这是我的肉和血”，那该有多好，但是我只字未吐，只是高举这剥了漆皮的金属，也不想来一个彻底的、可能是奇特的化体1，我只要求修理我的鼓，别无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