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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快到奥利瓦门了。扬-布朗斯基满身是汗，直愣愣地盯着兴登堡林阴大道蒙上一层尘土的绿树。他一支接一支地抽金色烟嘴香烟，数量之多已超出了他的节约原则所许可的范围。奥斯卡还没见过他假想的父亲这样汗水淋漓，除了过去有过那么两三次，那是扬和妈妈待在沙发榻上的时候。
但是，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已久。为什么扬-布朗斯基还出汗呢？于是我发现，几乎每逢快到一个站的时候，他就想下车，每回刚要下车，他就想起我在跟前，是我和我的鼓使他重新坐了下来。这时我方才明白，他是由于波兰邮局的缘故才出汗的，他是国家官员，必须去保卫它。他先是从邮局溜了出来，后来在陆军操场拐角环行路旁遇见了我和我的破鼓，于是决定回去履行他的职守，并把我也拉了去，他这才出汗和拚命吸烟。可我呢？既不是官员，对于守卫邮局大楼也毫无用处。他为什么不再次下车呢？我肯定是不会拦阻他的。他当时正是有为之年，还不到四十五岁，蓝色的眼睛，棕色的头发，双手习惯性地颤抖着。他要不是出汗出成这样一副可怜相，那么，传到坐在这位假想的父亲身边的奥斯卡鼻子里来的，将是科隆香水味，而不是冷汗味。
我们在木材市场下车，步行下了旧城壕沟。这是一个无风的夏末之夜。同往常一样，八点钟时，旧城的钟声响彻天空，惊起了满天鸽子。钟声唱道：“你要一生忠诚老实，直至进入冰冷的坟墓。”钟声真美，催人泪下。但是随处都在欢笑。女人领着被太阳晒黑了的孩子，身穿毛巾浴衣，手拿彩色气球和帆船，从电车上下来，一辆辆电车从格莱特考和霍伊布德载来了成千个刚游完泳的人。年轻姑娘，睡眼惺忪，伸出舌头，在舔覆盆子冰淇淋。一个十五岁的女孩，把冰淇淋掉在了地上。她已经弯下身子要把它重新拾起来，但又犹豫了，仍把它留在路面上，让勇敢的路人的鞋底去踩踏这溶化了的冷饮。这个姑娘不久就要加入成年人行列，不能再在大街上舔冰淇淋了。
在施奈德米尔巷口我们往左拐弯。巷口的黑维利乌斯广场，被党卫军属下的民军封锁了。他们一组一组地站在那里，有年轻小伙子，也有已是一家之主的男人，戴着臂章，拿着保安警察的枪。躲过这道封锁线是很容易的，只要绕一点路，从雷姆穿出去也能到达邮局。扬-布朗斯基却朝那些民军走去。他的意图是再清楚不过的。他的上司肯定派了人从邮局大楼观察黑维利乌斯广场的动静。扬想让他们眼看自己如何被人拦住，挡了回去，这样一来，他至少成了一个半截子英雄，只是被人拦住了去路，因此荣辱各半，于是乎便可搭乘载他来的五路电车返回家中去了。民军偏偏把我们放了过去，可能他们根本没想到，那位服饰讲究的绅士，又领着一个三岁孩子，是去邮局大楼的。他们很客气地劝我们多加小心，只是当我们进了铁栏杆门，站在邮局大门前时，他们才大声叫喊：“站住！”扬动摇了，转过身去。这时，沉重的门已经开了一道缝，我们被人家拽了进去。我们进了波兰邮局，站在半明不暗、阴凉宜人、到处是柜台窗口的营业厅里。
扬-布朗斯基的同事们向他打招呼，但并不亲切友好。他们不信任他，可能已经对他不抱希望了，也有的大声而坦率地说，他们已经在怀疑他：邮局秘书扬-布朗斯基要开小差。扬费劲地为自己辩解。人家根本不听他的，只是把他推到那排成一条长龙的人们中间去，这些人的任务是把沙袋一个个从地窖里传运到营业厅的窗户底下去。他们把沙袋和类似的废物堆在窗下，把文件柜之类沉重的家具推到大门旁边，以便在必要时可以迅速把大门堵上。
有人问我是谁，但是没等扬回答，那人就回头走开了。他们都很神经质，说起话来，一会儿非常大声，一会儿又小心翼翼，压低了嗓门。我的鼓以及我的鼓之所急，看来已经被忘得一干二净了。我本来寄希望于看房人科比埃拉，想请他帮帮忙，把我肚皮前面那堆修理出个模样来，可是他没有露面。也许他在邮局的二楼或者三楼，同大厅里的邮递员和职员一样排命地在码鼓鼓囊囊、据说可以防弹的沙袋。奥斯卡待在这里，使扬-布朗斯基感到难堪。所以，我乘扬听一个男人向他发指示之际溜走了。这个男人头戴波兰钢盔，人家叫他米尚博士，显然就是邮局局长。我小心翼翼地绕过这位米尚先生，探头寻找，终于找到了上二楼的楼梯。在二楼过道尽头，我又找到一间中等大小、没有窗户的房间，那里没有拖弹药箱的男人，也没人在码沙袋。
地板上放着可以滚动的放洗换衣服的篮子，篮子里盛满了贴有各色邮票的信件。这个房间低矮，糊墙纸呈负色。屋里有一股淡淡的橡皮味儿。一个电灯泡亮着，没有灯罩。奥斯卡疲倦已极，没去找电灯开关。远处，圣马利亚教堂、圣卡塔琳娜教堂、圣约翰教堂、圣布里吉特教堂、圣巴巴拉教堂、三一教堂、圣体教堂的钟声在说：九点了，小奥斯卡，你该去睡了！——于是，我躺到一个邮件篮里，让同样精疲力竭的鼓躺在我身边，昏昏入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