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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把最后一段又读了一遍。虽说我并不满意，但这反而更像是出自奥斯卡笔下的文字。为了写得简明扼要，他的笔有时根据有意写得简明扼要的文章的要求作一些夸张，如果不是撒谎的话。
不过，我想坚持真实性，给奥斯卡的笔来一个出其不意，因此还要在这里补充两点。其一，扬最后那一盘牌，也就是他非常遗憾地未能打完又可能会赢的那一盘，不是无主，而是缺两张王牌的方块。其二，奥斯卡在离开信件存放室时，不只是拿了那面新鼓，还拿了那面破裂的旧鼓。它是同那个没了背带的死人以及信件一起从篮子里倾倒出来的。此外，还要补充一点。当时，民军一个劲地喊：“出来！”用手电照着，拿冲锋枪逼着，我和扬只好从信件存放室走出来。我们刚出门，奥斯卡便站到两名民军中间寻求保护。他觉得这两个倒像他的表舅似的，心肠很好，便假装悲泣，一边指着扬，他的父亲，打着手势控诉，把这个可怜人比划成一个凶恶的人，就是他，把一个无辜的孩子拖进波兰邮局，用波兰人那种不人道的做法，把这个孩子当做防弹的盾牌。
奥斯卡指望扮演犹大能保住他的好鼓和破鼓，而且果真如愿以偿。民军踢扬的腰背，用枪托杵他，却让我拿着两面鼓。一个中年民军，鼻子和嘴巴旁有一家之主担忧操心而留下的皱纹，他抚摩我的脸。另一个谈金色头发的小伙子，他一直笑得眯缝了眼睛，因此别人看不清他眼睛的颜色。他把我抱了起来，弄得我既难受又尴尬1——
1此处写奥斯卡同童话里的大拇指一样常同敌人合伙，甚至扮演出卖耶稣的犹大的角色。
今天，我不时为这种不体面的姿态感到羞愧，因此我总是说：扬当时不曾察觉到，他的心仍在牌上，后来也是如此，不论民军想出什么招数，取笑也罢，残酷对待也罢，都不能把他从施卡特牌上引开。当扬已经进入纸牌房屋的永恒王国，并幸福地居住在这样一所空中楼阁中时，我们，民军和我——因为奥斯卡是属于民军之列的——则站在砖墙间，站在门廊的石板地上，在镶有石膏上楣的天花板下。天花板与外墙及隔墙是互相咬住的，然而一想到那些日子里所发生的最糟糕的事件，就不免使人提心吊胆，因为所有这些我们称之为建筑的拼凑物，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是会失去它们的聚合力的。
当然，以上这种看法是日后才有的，它并不能开脱我的罪过。这尤其是因为，把纸牌房屋看做是唯一符合人的尊严的住宅这一信念，当时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今天，我一见到脚手架就会联想到拆除房屋。除此而外，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怕自己是扬的亲戚而受到牵连。那天下午，我坚信扬不只是我的表舅，我的假想的父亲，而且是我真正的父亲。这使扬一跃而居于领先地位，并永远同马策拉特区别开来，因为马策拉特要么是我的父亲，要么什么也不是。
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我假定读者在那个不幸的下午也已承认那个不幸的、玩纸牌的扬-布朗斯基是我的父亲——在那一天，我犯下了第二桩大罪过。
尽管我抱憾终身，但我不能否认，我的鼓，不，我本人，鼓手奥斯卡，先葬送了我可怜的妈妈，之后又将扬-布朗斯基——我的表舅和父亲送进了坟墓。
可是，在那些日子里，一种罪责感在我心中纠缠不休，怎么也驱不走。它毫不客气地逼得我把头埋在医院病床的枕头里，于是，我也就像每个人一样，原谅了自己蒙昧无知。那时节，蒙昧无知是一种时髦，直到今天，它还像一顶时髦的小帽子似的戴在某些人的头上。奥斯卡，狡猾的无知者，波兰人的暴行的无辜牺牲品，发高烧，神经发炎，被送进了市立医院。他们通知了马策拉特。那天晚上，他已向警察局报告我丢失了，虽说我是不是他的私产还始终没有定论哩。
那三十个人，外加扬-布朗斯基，举着双臂，两手抱着后脖子，在拍完新闻片之后，先被带到撤空了的维克托里亚学校，随后关进席斯施坦格监狱，末了，在十月初，把他们移交给废弃了的萨斯佩旧坟场围墙后面松软的沙土。
奥斯卡是从哪里知道的呢？我从舒格尔-莱奥那儿得悉的。官方自然不会公布在哪儿的沙土地上，在哪儿的墙下，枪毙了这三十一个男人，又如何把他们埋在怎样的沙土地里。
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先接到一份通知，要她搬出环行路的寓所，让给一个级别较高的空军军官的家眷居住。她在斯特凡的帮助下收拾箱笼什物，准备搬到拉姆考去，她在那里有几公顷土地和森林，佃户的住房也是她的。正在这当口，当局又给这位寡妇寄来一纸公文。她的眼睛虽然反映出了这个世界的痛苦，但却不能理解这种痛苦。她在儿子斯特凡的帮助下才慢慢搞清楚白纸上黑字的含义。
通知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