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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疼痛还在折磨我，方才就痛得我一头倒在枕头上。疼痛使我清晰地感觉到了足和膝关节，使我变成了“格格响”，这意思是奥斯卡不得不格格地咬牙，让自己听不到各个关节窝里骨头的格格响。我看了看十个手指头，不得不承认它们全肿了。我最近一次试着敲鼓，结果证明，奥斯卡的手指不单单有点肿，而且眼下已经不能用来从事这种职业，连鼓棒都捏不住了。
连自来水笔也不听我的使唤。我不得不请布鲁诺替我冷敷。手、足、膝都敷上了，额头也敷上了毛巾，我于是用铅笔和纸来装备我的护理员布鲁诺，我不愿把自来水笔借给他。布鲁诺愿不愿、能不能好好听着呢？他对于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二日开始的那次旅行的复述会合乎要求吗？布鲁诺坐在小桌前那幅银莲花画下方。现在他转过头来，我见到了他的半边脸，他的怪兽眼朝我的左右两侧望去。他把铅笔横放在掀起的薄嘴唇间，装出等待的样子。就假定他确实在等待我发话，等待开始记录的信号吧！他的思想正围着他的编结物转圈。他要用包装线绳来编结，而奥斯卡的任务正相反，他要借助丰富的言词把我混乱的故事理出个头绪来。布鲁诺现在动笔写了：
我，布鲁诺-明斯特贝格，绍尔兰的阿尔特纳人，未婚，无子女，本地疗养与护理院私人部护理员。马策拉特先生是我护理的病人，安置在此已一年有余。我还护理着别的病人，这里就不谈他们了。马策拉特先生是我的最无危险的病人。他从未失去自制能力，以致我不得不把其他的护理员都叫来帮忙。他写得太多了些，鼓也敲得太多了些。为能体谅他操劳过度的手指，今天他请我代笔，别再做我的编结物。然而我仍把线绳藏在口袋里，在他讲述的同时，用下肢开始编结一个形象，并根据马策拉特先生所讲的故事，我将给它取名为“东方难民”。这并非我取自我的病人的故事的第一个形象。至今为止，我已经编结了他的外祖母，取名为“四条睡裙中的苹果”；我用线绳编结了他的外祖父，那个筏运工，大胆地取名为“哥伦布”；经过我的编结，他的可怜的妈妈变成了“食鱼女人”；根据他的两个父亲马策拉特和扬-布朗斯基，我编结了一对形象，叫做“两个施卡特牌迷”；我把他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疤痕累累的后背也用线绳编结出来，称这个模型为“不平坦地段”；个别的建筑物，如波兰邮局、塔楼、市剧院、军火库巷、航海博物馆、格雷夫的蔬菜窖、佩斯塔洛齐学校、布勒森游泳场、圣心教堂、四季咖啡馆、波罗的海巧克力厂、大西洋壁垒的许多地堡、巴黎的艾菲尔铁塔、柏林什切青火车站、兰斯大教堂以及马策拉特先生初见世界之光的公寓，我都一个结一个结地复制了出来。萨斯佩和布伦陶的公墓的栏杆和墓碑，为我的线绳提供了可以仿效的图案。我一线一线地编结，让魏克塞尔河和塞纳河流淌，让大西洋的浪涛撞击我的线绳海岸，让线绳变成卡舒贝的土豆地和诺曼底的牧场。如此这般产生的田野，我称之为“欧罗巴”，还让几组群像定居在那里。例如：邮局保卫者。殖民地商品商。讲坛上的人们。讲坛前的人们。拿纸袋的国民小学学生。垂死的博物馆看守。准备过圣诞节的青年刑事犯。晚霞前的波兰骑兵。蚂蚁创造历史。前线剧团为士官与士兵演出。特雷布林卡集中营里站着的人给躺倒的人消毒。我现在开始编结东方难民形象，它大有可能演化为一组东方难民群像。
马策拉特先生于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时左右由但泽，那时已叫做格但斯克启程。陪同他的有寡妇玛丽亚-马策拉特（我的病人称她为他从前的情人）和小库尔特（我的病人的假想儿子）。此外，在这节货运车皮里据说还有三十二人，其中有四个穿教团服的圣方济各派修女，一个系头巾的年轻姑娘，奥斯卡-马策拉特先生想把她认作一位名叫卢齐-伦万德的小姐。经我多次质问，我的病人才承认，那位姑娘叫雷吉娜-拉埃克，但他继续谈着一张无名的三角形狐狸脸，后来又称呼其名，叫卢齐，这并不妨碍我仍把这位姑娘叫做雷吉娜小姐并记录下来。与雷吉娜-拉埃克同行的有她的父母、祖父母以及一个有病的伯父。此人不仅带着家眷，还带着他的胃癌去西方，话不绝口，车一开就冒充自己是个前社会民主党党员。就我的病人记忆所及，直到格丁尼亚（此地有四年半之久被叫做哥滕港），一路太平。从奥利瓦来的两个妇女、许多孩子和一位从朗富尔来的年岁较大的先生，刚过索波特就哭开了，修女们则喃喃祈祷。在格丁尼亚，火车停了五小时。人家又让两个妇女和六个孩子上了这节车皮。社会民主党人对此提出抗议，说他有病，说他身为社会民主党人从战前起就要求特殊待遇。他不肯让出地方，负责运输的一名波兰军官掴了他一记耳光，用相当流利的德语说，什么社会民主党人，他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战时，他在德国的许多地方待过，可从来没有听到过社会民主党人这个词儿。这个患胃癌的社会民主党人没来得及向这名波兰军官说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含义、本质和历史，因为这名军官已经下了车皮，拉上门，反锁上了。
我忘了写，所有的人都坐在或躺在干草上。下午，火车开了，几个妇女嚷道：“我们又开回但泽去了。”但这是个错觉。火车只是调轨，接着又朝西向斯托尔普驶去。到斯托尔普这一段走了四天，因为列车在车站外的路段上经常被以前的游击队和波兰青年团伙截住。这些年轻人打开车皮的门，放进一点新鲜空气，把污浊空气和一些旅行行李带出车皮。每当年轻人占领马策拉特先生所在的那节车皮时，那四个修女总要举起双手，紧握住挂在修女服前的十字架。这四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给年轻人印象很深。他们先画十字，随后把乘客的背包和箱子扔到铁路路堤上。
那个社会民主党人拿出一纸证书给小伙子们看。这是他在但泽或格但斯克时，波兰当局证明他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是社会民主党缴纳党费的党员的文件。小伙子们没有画十字，一巴掌击落他手里的证书，抄走了他的两口箱子和他妻子的背包。连这个社会民主党人垫在身下的上好的大方格冬大衣也被带到了新鲜的波莫瑞空气中去了。
可是，奥斯卡-马策拉特先生仍说，这些小伙子给他的印象是既能于又有纪律。他说这是由于受了他们的首领的影响，他们的首领尽管年轻，刚够十六岁，却已经是个人物的样儿了。这又使马策拉特先生既痛心又高兴地回想起撒灰者团伙的首领，回想起那个施丢特贝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