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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较长的时间不再去医院。后来，我时而又去时，格特露德姆姆已经被调到妇科去了。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或者只匆匆地见一面，远远地打个招呼。我成了狮堡受欢迎的常客。姑娘们都来骗我款待她们，但骗得不算过分。通过她们，我又认识了一些英国占领军人员，学到了上百个英语单词，也结下了友谊，甚至同狮堡乐队的几个队员结下了以“你”相称的兄弟友情，不过，一涉及到击鼓，我就克制自己，也就是说，我从不去摆弄打击乐器，而是满足于在科涅夫的石匠铺里刻字的小小幸福。
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之交的严冬，我仍同长途电话局的姑娘们保持联系，也从沉默寡言又坐得住的汉内洛蕾那里得到了一些花费不算太大的温暖。我们紧挨着，却又保持距离，只限于做些不受义务约束的小动作。
在冬天，石匠要整顿内部。工具送去重铸。一些旧石块刻字的一面要修饰，缺了角需磨成斜边或刻成凹弧形。在秋天的销售季节里，存放场上墓碑石日见稀疏，科涅夫和我又重新放满，还用壳灰岩充填料夯成若干人造石。在做简易的雕刻工作时，我试着使用点刻机，刻出表现天使脑袋、基督戴荆冠的脑袋和圣灵之鸽的浮雕来。下雪时，我铲雪；不下雪时，我化开冻住的自来水管给砂磨机供水。
一九四八年的嘉年华会1使我消瘦了。很可能我看上去有点像是过着较高的精神生活的样子，因为在狮堡，一些姑娘把我叫做“博士”。二月末，刚过圣灰星期三2，莱茵河左岸来了头一批农民，到我们的墓碑存放场看货。科涅夫不在。他去做每年一次的风湿病治疗，在杜伊斯堡一座高炉前工作。当他于十四天之后回来时，人烤干了，疖子也没了，而我已经以好价钱卖出了三块石碑，其中一块是用于三穴墓的。科涅夫还廉价出售了两块基尔希海姆壳灰岩碑。三月中旬，我们开始搬运和立碑。一块西里西亚大理石运到了格雷芬布罗伊希；两块基尔希海姆一米碑立在瑙伊斯附近的一座乡村公墓里；一块由我刻上天使小脑袋的美因河砂石，今天还竖立在施托姆勒公墓可以供人观赏。刻有头戴荆棘冠的基督的辉绿石三穴墓碑，我们在三月底装车，由于超载，三轮摩托只能缓慢地朝卡佩斯哈姆方向驶去，在诺伊斯过了莱茵桥，经格雷芬布罗伊希到罗默尔基尔欣，随后向右拐上去贝格海姆-埃尔夫特的公路，过了赖特和下奥森姆，连碑带基座运到了上奥森姆公墓，连灰都没有碰掉一点3。公墓设在一座小丘靠村子的那面坡上——
1四旬节（斋期）前的狂欢节。
2四旬节的头一天。在这一天，神甫用圣灰撒在信徒头上，或者圣徒用灰在额上画十字。
3这时用“灰”字是与上文“圣灰星期三”相呼应的戏谑。
瞧这远景！我们脚下是埃尔夫特兰的褐煤矿区。幸福女神工厂八座烟囱朝天喷烟。新建的、咝咝作响的、总想爆炸的发电厂。矸石山中间的山脉上方有钢丝缆和自动倾卸货车。每三分钟过一辆装满焦煤的电动车或者空车。从发电厂来，到发电厂去，小如玩具，巨人的玩具。公墓左角凌空而过的是三根为一路的几路高压线，嗡嗡叫着，高度紧张地通往科隆。另外几路，贴近地平线，通往比利时与荷兰。世界，枢纽——我们为弗利斯一家竖起了辉绿石碑——电产生了，如果……掘墓人和助手，这助手顶替了舒格尔-莱奥，他们带着工具来了。我们站在紧张地区，我们下方隔三排墓的地方，掘墓人动手迁葬——这里在为战争赔款输送高压电流——风向我们刮来了过早迁葬的典型气味——不，没有恶心，这是三月，焦煤山中间的三月的耕地。掘墓人戴着一副线绳吊着的眼镜，同他的舒格尔-莱奥低声争吵，直到幸运女神的气笛呼出气来，一口气长达一分钟。我们屏住呼吸，被迁葬的女人根本谈不上呼吸，唯独高压坚持着。随后，气笛倒了，落到地上，淹死了——村里灰色石板瓦屋顶上中午的炊烟缭绕，教堂钟声接着响起：祈祷，劳动——工业和宗教手挽手。幸运女神那边在换班，我们吃黄油面包加板肉，但是迁葬不容休息，不休息的高压电流匆匆奔向战胜国，照亮荷兰，此地则不断停电——可是，被迁葬的女人见到了光明！
当科涅夫为打地基挖掘一米五深的洞时，被迁葬的女人也被抬到新鲜空气里来了。她在底下躺的时间还不很长，去年秋天才处身黑暗之中，可她已经取得了进展，如同各处都在进行的改进那样，莱茵和鲁尔的拆卸工作也取得了进展。冬天，我在狮堡浪费光阴，那个女人却在褐煤矿区封冻的地壳下面认真地分解自己。现在，当我们夯水泥、安基座时，她被人说服，一块一块地把她迁葬。不过，现在有一个锌制的箱子来盛她，所以什么也不会丢失——幸运女神分发煤块1时，孩子们跟在装载过满的卡车后面奔跑，拣掉下来的煤块，因为红衣主教弗林斯从布道坛上对会众讲过：我当真告诉你们，偷煤不是罪孽。被迁葬的女人不需要生火取暖。我不相信，她在谚语中所说的新鲜的三月的空气里会受冻，再说她还有足够的皮肤，尽管有渗漏和残缺，但还有残存的衣服和头发护着，头发始终是电烫的耐久波浪——这个词大概就是由此而来的吧。那口薄皮棺材也值得搬迁，连小木条也都得搬到另一个公墓去。那儿没有农民和幸运女神的矿工，那里是个大城市，总会发生点什么事情，而且十九家电影院同时营业。那个女人将要返回家乡，她是当时疏散到此地来的2，不是本地人。掘墓人告诉我们：“她是从科隆来的，现在她家里的人要把她迁葬到米尔海姆去，在莱茵河彼岸。”要不是汽笛又叫了一分钟，他还会讲更多的情况。我利用汽笛响的时间，走近迁葬的坟，在汽笛声中绕了几个弯，想当迁葬的目击者。我随手带了件东西，后来到了锌制箱子旁边才知道是把铲子。我带着它不是为了去帮忙，而是因为它就在我的手里，却又马上使用它，把落在旁边的东西铲起来。这把铲子是从前帝国义务劳动局的铲子。我用前帝国义务劳动局的铲子铲起来的东西，是那个疏散到此地的女人的中指和——我至今还相信——无名指，这两个指头不是自己掉下来的，多半是没有感情的掘墓人给刨断的。这从前是或者始终还是她的手指，我觉得它们曾经是美的、灵巧的，如同已经放进锌制箱子的这个女人的头，多亏了众所周知的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之交的严冬，它才得以保持某种匀称，因此可以谈得上美，尽管是失效的美。此外，我觉得这个女人的头和手指比发电厂的美更亲近、更有人性。可能是这样的：我享受工业区洋溢着的激情，就如同过去在剧院里享受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面对外表的美，我始终感到失望，尽管这些都富于艺术性，而这个被疏散的女人仅仅是过于自然罢了。我必须承认，高压电流类似歌德，传递给我一种世界感，可是，这女人的手指却触动了我的心，即使我把这个被疏散的女人想象成男人时也是一样，因为这样更合我的意。为了拿定一个主意，也为了进行类比，需要把我变成约里克，把那个女人——半截在墓里，半截在锌制箱子里——变成男人哈姆莱特，如果愿意说哈姆莱特是个男人的话。我，约里克，第五幕3，小丑，“我认识他，霍雷肖4”，第一场，我，在这个世界所有的舞台上出现过——“唉，可怜的约里克！”——我把我的脑袋借给了哈姆莱特，这样一来，某个叫格林德根斯或者劳伦斯-奥立佛5先生的人在扮演哈姆莱特时就得考虑一下：“你那些令人捧腹的笑话，你那时的上窜下跳，又到哪里去了？”——我拿着我的义务劳动局铁铲上面的格林德根斯扮演的哈姆莱特的手指，脚踏着下莱茵褐煤矿区坚实的土地，站在矿工、农民及其家属的坟墓之间，俯视上奥森姆村的石板瓦屋顶，把这座乡村公墓变成了世界中心，把发电厂变成同这个中心对立的、令人钦佩的半神半人的中心，耕地成了丹麦的耕地，埃尔夫特成了我的贝尔特海峡，在此地腐烂了的一切，都是在丹麦人的王国里腐烂了的——我，约里克，在我的头顶上方，高压，电流，咝咝响，在歌唱，我并没有说是天使，然而，伸向地平线的高压线路里的强电流天使在歌唱，电路通往科隆、它的火车站以及旁边的哥特式怪兽6。强电流天使给天主教会顾问处供电，在萝卜地上方的天空中，可是尘世却提供煤块以及哈姆莱特的而不是约里克的尸体。与该剧无关的其余的人们，必须待在下面——“使他们到了这样的地步……余下的便是沉默”——用墓碑压在他们身上，如同我们把辉绿石碑重重地压在弗利斯一家头上那样。我，奥斯卡-马策拉特，奥斯卡-布朗斯基，约里克，对于我来说，一个新时期开始了。可是我几乎没有意识到它，在它过去之前，匆匆地观察着我的铁铲上的哈姆莱特王子的断指——“他太肥，呼吸局促”——我像第三幕第一场里的格林德根斯那样观察着，提出了生死存亡的问题，又屏弃这种愚蠢的提问，而把更具体的事情罗列在一起：我的儿子，我的儿子的打火石，我的尘世的和天上的假想父亲们，我的外祖母的四条裙子，照片上我的可怜的妈妈的不朽的美，赫伯特-特鲁钦斯基背上的伤疤迷宫，波兰邮局里吮血的邮件篮，美国——同驶往布勒森的九路有轨电车相比，美国算得了什么，我让时而还清晰可辨的玛丽亚的香草香飘向呈现为疯狂的卢齐-伦万德的三角脸，请那位给死亡消毒的法国戈德先生去寻找隐蔽在马策拉特气管里的党徽。我冲着科涅夫，更多地冲着高压电线杆说——因为我正在慢慢地拿一个主意，然而又感到有必要在拿定主意之前按照戏剧的需要提出一个问题，怀疑哈姆莱特，颂扬我，约里克，是个真正的市民——我对科涅夫说，因为他在叫我，因为我们必须把辉绿石碑同基座接合起来。我被最终成为一个市民的愿望所打动，小声地说——也许是模仿格林德根斯，虽然他不大可能扮演约里克——我隔着铁铲对科涅夫说：“结婚呢，还是不结婚，这是一个问题7。”——
1指矿上把煤块作为实物工资分发给职工。
2指战时从德国西北部遭盟军频繁轰炸的城市疏散到东部农村地区的妇女与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