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的成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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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勿略在日本只待了两年多时间，但这两年却奠定了早期耶稣会在日本的成功。他的传教策略，决定了天主教在东亚的早期命运，不但探索了欧亚之间文化交融的可能，也暴露了两者潜在的紧张关系。

沙勿略最初并不顺利。萨摩藩的大名岛津贵久本来准许他传教，但一年后又因佛教寺院的压力而禁止。他去京都谒见“国王”，根本也没有结果。这期间他开始了解日本的历史、政治及文化。他发现，在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发达、社会控制相对严密的国度，他的欧洲和印度经验很难移植。比如，过去强调安贫守节，和下层民众打成一片，但在街头空谈教理，实难打动很多人（他在萨摩的一整年只有一百人改宗）。而本地精英（大名、武士及僧侣）对社会有巨大的影响力，又对天主教义和欧洲最新的自然科学知识有极大兴趣，一旦上层人士接受天主教，下层民众很容易效法。

因此，从京都回到南方后，沙勿略彻底放弃了以前的方法。他脱下寒酸的教士袍，拿出最精美的衣服，从头到脚包装一新。再次去山口拜见领主大内义隆时，他带上几十位同样衣着鲜亮的随从，称自己是特使，呈上印度总督及果阿主教的信件，并献上新奇贵重的礼品，言谈举止中也处处体现他的贵族身份和教养。大内义隆果然转变对沙勿略的印象，马上允许他在自己的领地传教。沙勿略后来在给耶稣会的信中描述：“在两个月内……我们在山口给约五百人施洗，而且人数每天都在增加。”

更为重要的是，沙勿略力求以日语进行日常交流和传教。他要用当地人熟悉的语言和概念，来让天主教和本土文化产生关联。他发现日本人聪敏好学，对事物的产生、运行规律有着极大的兴趣。他认为日本人是东方人中最为“理性”的。尽管让他们直接接受天主教一些基本概念（譬如神恩或地狱）并非易事，但他们对自然知识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沙勿略向他们介绍地圆说、世界地理、天体运行乃至打雷下雨等等。这些新鲜的知识，从未载于日本人熟悉的中国经典或印度佛经中，不但解答了许多疑问，也为沙勿略赢得了日本知识人士的尊重。沙勿略当然没有忘记借此宣扬天主教，说万物之最终规律皆因创世之主。他更向欧洲同事汇报：渊博的知识可在日本人心中播下基督教的种子，为传教打开一条通途。

沙勿略的策略迎合了16世纪日本精英对外部世界的关心。战国时代，旧有秩序崩坏，领主相互攻伐。而军事竞争最终比拼的是武器和财富。沙勿略此时来到日本，他所代表的不仅是一种新的精神引导，更是日本封建主们急切需要的与欧洲贸易的机会。几年前的“铁炮西来”已经让欧洲火枪的声名远播列岛，而在和中国官方的勘合贸易中断后，葡萄牙商船则带来丰厚的海外贸易利润。

丰后国的大名大友义镇（宗麟）就对沙勿略极为看重。他请沙勿略前往丰后，主要目的是想通过他结交葡萄牙国王，转达他送给葡国统治者的书信和厚礼。同时，他还请沙勿略带丰后国的使者前往印度，向印度的葡萄牙总督示好。作为交换，大友义镇许诺在他的领地内保护传教士和教徒。这对于沙勿略而言，当然是极好的消息。他在生前写给耶稣会的最后一封信中，兴奋地预测：

蒙耶稣基督垂青，我们在这些封国会大有收获，我对此抱有极大希望。像这样一个聪慧、温和、渴望教导、由正确的理性所指引，而又兼备其他优秀品质的民族，理应成为一片有望结出累累硕果的沃土，正如其从来所是。

沙勿略的预言很快就实现了。他离开日本时，已有八百日本人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日语音译为“吉利支丹”，Kirishitan）。此后，耶稣会士源源不断进入日本。他们中不少人采取和沙勿略相同的方式，在扩大社会影响的同时，更注重上层路线，结交各地大名，利用耶稣会和葡萄牙之间的合作关系，向他们提供贸易和武器进口方面的便利。“吉利支丹”势力在与葡萄牙贸易频繁的南方迅速扩大。1563年，九州岛的大名大村纯忠受洗，成为第一位“吉利支丹大名”。1570年，他将辖下的一个叫长崎的地方奉献给教会，从此长崎开港，耶稣会士和其他欧洲人有了在日本的根据地，长崎也成为日本和欧洲贸易往来最重要的口岸。

随后，有马义贞、大友义镇、有马晴信、小西行长等一批大名受洗。封建领主的改宗，带动领地内民众大量附从。大村纯忠就命令领地内人口全部改宗，一度六万人成为“吉利支丹”。到了1582年，九州的天主教徒达到十三万。逐渐，天主教势力向北蔓延。大坂附近的大名高山右近，亦受洗成为著名的天主教大名，他推动域内教权急速扩张，甚至在日本禁教后放弃领地、出走菲律宾。

但一开始，并非所有耶稣会士都贯彻沙勿略的本土化路线，直到1579年另一位重要人物，耶稣会远东巡视员范礼安（AlessandroValignano）抵达日本。他一改前任耶稣会日本负责人蔑视日本语言和文化、不培养本土神职人员的做法，订下严格规则：任何前来日本传教的耶稣会士必须学习日语，用日语传教。与此同时，他要求教会大力培训本地神职人员，将他们与欧洲传教士一视同仁。在他推动下，数家神学学校在日本设立。他还力劝几位吉利支丹大名，派出四位天主教少年为使节出访罗马，这个史称“天正遣欧使团”的访问团，走访了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地，带回了当时欧洲先进的印刷技术，推动了基督教文献在日本的传播。不过，范礼安把本土策略甚至推向极致，规定耶稣会教士的行为、穿戴、举止必须合乎日本等级秩序，以便融入当地社会。结果导致高级神职人员生活奢华，在长崎外出都要带侍从等弊端。

范礼安的“融入”策略不仅施于日本，而且也用在中国。他在澳门即主张传教士要学习中文。1582年，他从印度果阿征召了几名年轻耶稣会士前往中国传教，其中就包括后来沟通东西文化的标志性人物，“泰西儒士”利玛窦（MatteoRicci）。

当然，与本土文化的联系也产生一些问题。比如前面曾提及：沙勿略传教初期，弥次郎以“大日”翻译天主教中的God（Deus），效果虽好，却属误译。普通日本人以为沙勿略的神和佛陀是一回事，佛门真言宗势力甚至欢迎他前来传教。沙勿略后来以Deusu来音译拉丁文Deus（神）一词，人们才知道他所说的非但和真言宗半点关系没有，还和佛寺争夺信众和政治资源。这自然遭到僧侣们的强烈抵制，他们说Deusu其实就是daiuso（大谎言）。

这种矛盾其实有正反两面。失去部分精英层的支持，当然会对天主教传播构成障碍，但另一方面也让不少反佛教人士更愿接受新宗教。沙勿略在给耶稣会的信中，花了很大篇幅描写僧侣的堕落、日本平民的不满，说那些在山口受洗的基督徒很热衷揭露和尚们的“把戏和骗局”。这种情形颇有些像早期文艺复兴时，欧洲知识分子对罗马教会的嘲讽。

而与佛教划清界限，反倒为天主教立足于动荡的日本战国时代，赢得了一定空间。首先，日本佛门宗派和政治集团相互纠缠，深度介入权斗，尾大不掉，所以战国后期的几位霸主：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都曾不同程度地对反对佛教的天主教持宽容态度。曾火烧比叡山延历寺的织田信长，尤其痛恨佛寺插手政治，和耶稣会士们（特别是范礼安）颇有往来。另外，一些大名受洗之后，其宗教思想趋于极端，对佛教大加清洗迫害。典型的如大村纯忠，就禁绝域内的佛寺神社，甚至杀害僧侣和拒绝改宗的平民。

总的来说，耶稣会这套精英化、本土化策略，为早期天主教进入东亚开辟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开创了日本近代史上的天主教世纪。可这套策略也是双刃剑，同时埋下了日后日本和中国禁教的祸根。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