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25年出生于波兰的罗兹。”索尔说，“我家比较富裕，我父亲是医生。我们是犹太人，但并非正统犹太人。我母亲年轻的时候考虑皈依天主教。我父亲认为自己首先是医生，然后是波兰人，再次是欧洲公民，最后才是犹太人。或许连第四都排不到。
“我小时候。罗兹同所有其他城市一样，是适合犹太人生活的。六十万居民中的三分之一都是犹太人。许多重要的市民、商人、工匠都是犹太人。我母亲的几个朋友是艺术圈的活跃分子。她叔叔常年在交响乐队表演。但到我十岁的时候，这一切都变了。宣称将驱逐犹太人的当地政党上台。仿佛受到邻国德国的反犹浪潮的传染，波兰也开始把我们视为敌人。我父亲将这归咎于我们刚熬过去的艰难岁月。他不时抱怨，欧洲的犹太人已经对屡遭集体迫害习以为常。‘我们都是人，’他说，‘只是被暂时区分开而已。’我想，父亲至死都笃信这一点。”
索尔中断讲述，来回踱步，最终走到沙发背后停下来，双手放在沙发靠背上。“娜塔莉，我不擅长讲故事。我不知道哪些是必须说的，哪些是可以省略的。也许我们可以下次再谈。”
“不。”娜塔莉说，“就现在说。说多久都没关系。你说过，你的故事有助于解释我父亲为何遇害。”
“是的。”
“你是说，他们同黑社会有关系？”
索尔笑道：“我倒希望能那么简单。”
娜塔莉摇头道：“我不明白。”
“故事很长。”索尔说，“其中大部分都不可思议。你最好不要听，否则你就会觉得我是个疯子，或者你会担心自己将被卷入深不可测的危险之中。”
“我已经被卷进来了。”娜塔莉坚定地说。
索尔上前抚摸着她的左臂。“是的，”他说，“完全没道理。”
“我只是太生气了。”她说，“我父亲是活生生的一个人。他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从来没有。他是我所知道的最和蔼可亲的人，但他却被杀死了，而且死得不明不白。狗日的警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死。哦，不好意思，我说脏话了……”
索尔将她搂在怀里，她放声痛哭。
娜塔莉加热了咖啡。她坐在摇椅里。索尔站在壁炉旁，漫不经心地抚摸着瑞典常青藤的叶子。“凶手有三个。”他说，“梅勒妮·福勒、尼娜·德雷顿，以及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名叫波登的男人。他们都是凶手。”
“凶手？但警察说，福勒女士是个老太太……年纪很大……而德雷顿夫人是遇害者。”
“我乘星期天最早的航班回到查尔斯顿。但现场早就封锁起来。我在圣路易斯的时候给殡仪馆打过电话，但等我到这儿之后，殡仪馆却关门了，我得到处求人让我进去，他们才放我进去。卡尔弗夫人来机场接我，但她哭个不停，没有下车。
“我看不出那具尸体就是父亲——即使在星期二的葬礼上，他被化了妆，我也仍然认不出来。我六神无主。星期天我去警察总部，没有人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他们承诺一个叫霍尔曼的探员会在晚上联系我，但那人直到星期一下午才给我打电话。倒是那位县治安官金特里先生——你说你见过他——星期天的时候来了殡仪馆，然后开车送我回家，并尽其所能地回答我的问题。其他人都只知道问我问题。
“星期一，我的姑妈利厄和她的孩子都来了。我一直忙到星期三才有时间思考。许多人来参加了葬礼。我差点儿忘了父亲的人缘有多好。老城区的许多人都来了，金特里治安官也来了。
“姑妈想住上一两个星期，但他的儿子弗洛伊德必须返回蒙哥马利。我告诉姑姑我没事。我说我也许要到她那里过圣诞。”索尔身体前倾，双手紧握。她叹了口气，指了指面朝街道的窗户。“往年的这个周末，我和父亲都开始买圣诞树了。比别人晚了许多，但父亲总是说，圣诞树立几天就好，放在家里好几周就没意思了。我们总是在萨凡纳的冰雪皇后买圣诞树。我星期六才给他买了彭德尔顿红色格子衬衫。我把衬衫也带回来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但我现在只能把衬衫带回去。”说着，她垂下了头，“失陪一会儿。”她快步走进厨房。
索尔坐着看了几分钟的壁炉中的火焰，十指紧扣。然后他也进了厨房。她靠在厨房餐桌上，胳膊僵硬，左手牢牢抓着一包面巾纸。索尔站在三英尺开外。
“我们被带到了大会堂。大厅里的场景就像是中世纪画家耶罗尼米斯·博斯的作品一样。数百名党卫军和特别行动队士兵随意闲逛、赌博、强奸。波兰的农村姑娘——有些只是孩子——充当他们的仆人和奴隶。墙上插着火把，仿佛地狱中摇曳的火焰。食物被扔在地上，任其腐烂。有数百年历史的挂毯被炉火熏黑污染。德国士兵用刺刀将姓名刻在一张曾经精美的宴会桌上，将其划得遍体鳞伤。喝得酩酊大醉的士兵躺在地上呼呼大睡，鼾声如雷。我看见两个士兵在地毯上撒尿，那块地毯应是某次十字军东征时从圣地带回来的。
“谢谢，亲爱的。”他晃了晃杯中琥珀色的液体，深吸一口气，然后一饮而尽。壁炉中的柴火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星期四——我有把握那天是1942年11月19日——五名德国人深夜来到我们的牢房。他们之前来过。每次来都会带走四个人。那些人后来再没回来过。另外七个牢房中的囚犯告诉我们，他们那里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我们不知道纳粹为何要进行这种秘密清除行动，明明每天都有数千人被公然埋进大坑，没必要多此一举。有谣言说，他们是被带去做医学实验了。
“那天晚上，一个上校带着士兵来到我们的牢房。这一晚，他们选择了我。
“我决定反抗。这和我不惜一切活下来的初衷相悖，但一想到被拽进外面的黑暗之中，我就惊恐得丧失了所有对生的希望。我做好了反抗的准备。士兵勒令我下床的时候我就知道，我马上就要死了。我打算在他们杀死我之前至少干掉一头德国猪。
“但他们没有杀我。上校只是命令我离开牢房，而我服从了。准确地说，是我的身体背叛了我。不是因为我胆怯，而是因为上校进入了我的大脑。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述。我能清楚地感觉到他进入了我的大脑，就像子弹穿透肉体般刺痛。我感觉到他在操控我的肌肉，驱使我走过地板，离开牢房。党卫军士兵则在一旁大笑。
“很难描述我当时的感觉，只能称其为‘精神强奸’，但即便这个词也无法准确表达我受到侵犯的感觉。我那时不相信——现在也仍然不相信世上存在恶魔附身或超自然现象。上校具备一种恐怖的通灵或心理能力，可以直接操控他人的意志。
“犯人头目。这种人手持鞭子，管理其他囚犯。”
“他们为虎作伥？”
“有专业论文论述犯人头目及其对纳粹主子的认同。”索尔说，“斯坦利·埃尔金斯和其他学者研究了集中营里囚犯的臣服现象，并将其与美国黑奴的温顺做对比。今年九月，我还参加了研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会议。患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人不仅与自己的加害者站在一起，甚至积极地支持加害者。”
“就像那个帕蒂·赫斯特。”娜塔莉说。
“是的。我对这种意志上的征服研究了很久，不过这个我们等会儿再说。现在，我想说的只是，如果我在集中营里还有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我没有成为犯人头目。
“当天抵达集中营的人中，包括我在内，有五分之一没有被消毒。我们被直接送到牢房，领到了粗糙的囚服。
“那天下午和晚上，我都没有见到父亲。我在肮脏的牢房里努力入睡时，感到前所未有地孤独。我觉得其他家人都在集中营的另一头，而父亲无情地将我同他们分开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吃过土豆汤，就被分配了劳动任务。我所在的一组被带到森林里。那里已经挖出了一个大坑，两百英尺长，四十英尺宽，至少十五英尺深。泥土有刚被翻动的痕迹，我判断附近有刚被填满的其他大坑。腐尸的气味相当明显，但我仍然不愿承认残酷的现实，直到当天第一辆大篷卡车到来。就是我昨天见过的那种大篷卡车。
“切姆诺是他们的实验场。希姆莱下令毒气室使用氰化氢，但那年夏天，他们用的仍然是一氧化碳，运尸体用的则是颜色鲜艳的大篷卡车。
“我们的任务是将尸体分开——准确地说，是撬开——扔进大坑，铺上泥土和石灰，等待下一批尸体到来。一氧化碳不是很有效，经常有一半的遇害者没被毒死，于是由守候在大坑边的骷髅师士兵补射。骷髅师士兵会在等待下一辆车到来的间隙抽烟、说笑。但这时候，仍然有个别人挨过了毒气和补射，蠕动着被我们活埋。
“德国人又建立了犹太议会，这次我父亲被要求在议会中任职。我们一家八口挤在一个房间中，一个名叫柴姆·伦高斯基的长老经常来找我父亲，彻夜谈论如何管理犹太隔离区。不可思议的是，尽管隔离区人满为患，饿殍遍地，大家却普遍服从管理。我重返学校上学。父亲不去议会开会的时候，就去他和伦高斯基白手起家建起的医院上班，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
“我们就这样挨过了一年。以我的年龄而论，我的身材太瘦弱了。但我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在隔离区生存，尽管我不得不去偷窃食物储藏起来，拿值钱货去找德国士兵换取食物和香烟。1941年秋天，德国人将数千欧洲西部的犹太人装进了隔离区。有的甚至是从卢森堡运过来的。大多数是德国犹太人，他们瞧不起我们。我同来自法兰克福的一个比我大的男孩打了一架。他比我高大许多。我当时十六岁，但往往被误认为只有十三岁。我把他打翻在地。他挣扎着想站起来，我操起一块板子砸过去，在他额头上撕开一条又深又长的口子。他上周才被车厢密闭的火车运到这里，身体还十分虚弱。我忘了我们为什么打架了。
“那天冬天，我妹妹斯特法死于斑疹伤寒。数千人被这种病夺走了性命。开春后，德国人在东线连战连捷，我们都在庆幸春天的来临。父亲乐观地认为，苏联将迅速陷落，整个战争将于八月前结束。他希望许多犹太人被安置在东部新征服的城市。‘我们将成为第三帝国的农夫。’他说，‘但当农民也不算糟糕。’
“五月，大部分德国和非波兰裔犹太人都被送到了南部的奥斯维辛。在被火车一列列地拉到集中营之前，我们几乎都没听过奥斯维辛这个名字。
“那个春天之前，我们这个隔离区一直被当作临时的畜栏。现在，运送牲口的火车一天发四趟。作为犹太议会的成员，我父亲被迫监督对犹太人的集中与驱逐。这项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我父亲憎恶自己。为了赎罪，他将大把时间都用在了医院。
索尔环顾四周。“你父亲的作品呢？”
“在这儿。”娜塔莉说，领索尔进入饭厅，“父亲不愿把自己的作品同其他人的放在同一个房间里。”
餐桌对面一架老钢琴上方的墙上，挂着四张黑白照片。两张是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光影斑驳的古老砖房，另一张是延伸到天边的海滩和大海的广角照片，最后一张是一条林中小路，运用了平面、光影和组合等多种手法。
“真漂亮。”索尔说，“但照片里没有人。”
娜塔莉轻声笑道：“不错。父亲吃的就是摄影这碗饭，他说自己绝不能把摄影只是当作爱好。而且，他是个腼腆内向的人。他不喜欢趁人不备抓拍……如果我拍了这种照片，他就会让我去获得当事人的许可。他讨厌侵犯他人的隐私。他只是……只是……很害羞，每次我们叫比萨外卖，他都是让我去打电话。”娜塔莉的声音低沉下来，转过身说，“你想喝点儿咖啡吗？”
“继续吧。把故事全讲出来。”
索尔点点头，绕过沙发，坐进长椅，将双肘撑在膝盖上，一边比画着大手一边说：“德国人占领罗兹的时候，我十四岁。那是1939年9月。一开始情况并不糟。他们下令成立犹太议会，商定如何管理第三帝国的新前哨基地。我父亲说，这表明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文明的方式沟通。他不相信世界上存在十恶不赦的魔鬼。虽然我母亲大力反对，但我父亲还是主动加入了议会。已经有三十一名德高望重的犹太人接受了任命。一个月后的十一月初，德国人将议会成员送进了集中营，还焚毁了犹太教堂。
“全家商量是不是逃去克拉科附近默什叔叔家的农场。罗兹的粮食已经严重短缺。我们夏天常去叔叔的农场，所以到那里同亲人团聚听上去十分诱人。默什叔叔告诉我们，他的女儿丽贝卡嫁给了一个美国犹太人，正打算去巴勒斯坦开发农场。这些年来，丽贝卡一直强烈建议家族的其他年轻人到她那儿去。我自己就非常乐意。同其他犹太人一样，我已经被赶出了罗兹的学校。默什叔叔曾在华沙大学教书，我知道他很乐意教导我。德国人颁布的新法律规定，我父亲只能给犹太人看病——他们中的大多数居住遥远的贫民区。我们几乎没有理由再留下，却有数不清的理由离开。
“但我们留下来了。我们计划遵照惯例，六月份去默什叔叔家，到时候再决定是否返回罗兹。我们真是太天真了。
“1940年3月，盖世太保将我们从家里赶出来，关进城里新建的犹太隔离区。4月5日我生日那天，隔离区被完全关闭，犹太人被严禁踏出隔离区半步。
“是的。”索尔踌躇片刻，“但你没必要冒险。”
“如果只有冒险才能找到杀害我父亲的凶手，这个险我必须冒。无论你讲不讲你的故事，无论你带不带我一起行动，我都会追查下去，拉斯基博士。我发誓我将一查到底。”
索尔注视着这个年轻女人良久，然后叹气道：“好吧，我相信你会查下去。但也许你听完我的故事就会改变主意。在解释那三个老人的杀戮之前——你父亲的血债就要算在他们头上——我必须先向你讲述我自己的故事。我之前从未向人讲过。这是个非常长的故事。”
“请讲吧。”娜塔莉·普雷斯
顿说，“我真的很想听。”
“他们三个都是凶手。”索尔说。
“没有人提到过波登这个名字。”娜塔莉说。
“他来过查尔斯顿。”索尔说，“他登上了周五晚上起飞、周六凌晨爆炸的那架飞机——准确地说，他应该登上了那架飞机。”
“我不明白。飞机爆炸是在我父亲被杀前好几个小时发生的。这个波登……或者另外两个你提到的人怎么可能同我父亲的死有关？”
“他们利用人……”索尔说，“他们……操控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操控的傀儡。很难一句话解释清楚。”
“我都被气疯了。”她说，没有看索尔。
“是的。”
“我是说，他们似乎觉得他根本不重要。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
“小时候我在电视上看牛仔片。”她说，“片子里总有些人会被杀死——不是英雄，也不是坏人，只是个普通人——他的死对世界没有任何影响，就像他从未出现在世上一样，你懂吗？这样的情节令我困扰。我只有六七岁，但竟然因此而烦恼。我经常会去想那个人，想他一定有自己的父母，想他用了这么多年才长大成人，想他那天早上穿了什么衣服，然后——砰！他就不存在了，因为编剧想告诉大家好人的枪法有多快。我觉得这他妈的完全没道理……”娜塔莉用右手手掌拍打着餐桌。
“我们被装上了一辆卡车。这本身就不可思议。除了从切姆诺车站到集中营坐过火车，犹太人被禁止乘坐任何交通工具。波兰的那个冬天，奴隶比燃料便宜多了。
“他们将我们载到森林。卡车上有十六个人，包括从女囚牢房里带出来的一个年轻女人。精神强奸暂时结束了，但我却感觉自己的精神涂满了秽物，比每天在大坑工作时沾满全身的粪便还要肮脏。别的犹太人都在窃窃私语，从他们的表情我知道，我是唯一被精神强奸的。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自己发疯了。
“车开了不到一个小时。一名士兵手持冲锋枪在车后部看管我们。集中营的士兵从不在营内携带自动武器，因为一旦囚犯造反抢走了武器，后果不堪设想。牢房的恐怖经历令我身心疲惫，不然我早就把德国人制服了，至少也会从卡车上跳下去。但上校就在卡车车厢内，尽管我见不到他，却仍然被恐惧牢牢摄住。
“午夜过后，我们抵达了森林深处的一座巨大的建筑。美国人会叫那里城堡，但那里比城堡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祖国的黑森林中，也隐藏着这种古老的大会堂——由石头堆砌而成，历史久远不可考，由隐居的家族一代代扩建而成，这些家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基督诞生之前。卡车停下来，我们被赶到了离大厅不远的一个地窖之中。凋敝的花园中停着几辆军车，大厅里传出闹哄哄的噪声，我推断德国人将这里强占后建成休闲娱乐中心，给有特权的部队使用。被关进黑暗的地窖之后，我听见另一辆卡车的一个立陶宛犹太人说，他认识车上的标志，它属于三号特别行动队，他们扫荡了他的家乡德文斯科附近的所有犹太村庄。就连执行集中营种族灭绝任务的党卫军骷髅师也害怕特别行动队。
“不久后，士兵拿着火把回来了。地窖里有三十二个犹太人。我们被平分为两组，领到楼上不同的房间。我们这组人被勒令穿上粗糙的红色长套衫，身前画有白色标记。我不明白我的标记——一座塔，或是一根巴洛克风格的灯柱——是什么意思。我身边的人的衣服上绘有大象抬起右前腿的图案。
“1942年11月，集中营改造完成，我从临时牢房转移回正式牢房。我被安排负责掩埋尸体。焚尸炉已经建成，但他们低估了被送往集中营的犹太人的数量，所以大篷卡车和大坑仍在发挥作用。他们不再需要我给尸体拔牙了。我铺上石灰，在初冬的寒气中瑟瑟发抖，然后就是等待。我知道，用不了多久，我就会成为一具被他人埋葬的尸体。
“1942年11月19日，星期四，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索尔陷入沉默。几秒钟后，他起身走到了壁炉边。火几乎熄灭了。“娜塔莉，你能给我弄点儿比咖啡更烈的饮料吗？比如雪利酒？”
“当然可以。”娜塔莉说，“白兰地怎么样？”
“太棒了。”
她不一会儿就拿着一大杯白兰地回来了，索尔翻拨了木炭，添加了柴火，让火又熊熊燃起来。
“那天傍晚，我浑身粪便和血污回到了牢房。我考虑过死，但我最终决定活下来。无论如何都要活下来。直面一切活下来。为了活而活下来。
“我谎称我是牙医的儿子，接受过牙医训练。看见我这么小的牙医学徒，犯人头目都笑了。但第二周我就被安排了拔牙的任务。我同另外三个犹太人在赤裸的尸体堆中搜寻项链、金饰品和一切值钱的东西。我们用金属钩伸进肛门和阴道探查。然后我用老虎钳拔掉金牙和牙齿填充物。我常被派到大坑中工作。一个名叫鲍尔的党卫军士兵常把土块扔到我头上哈哈大笑。他自己也有两颗金牙。
“一两周后，负责掩埋尸体的犹太人也会被定期屠杀，工作由新一拨人接替。也许我手脚麻利，干活高效，我在大坑干了九个星期。每天早上我都觉得今天会轮到自己被杀。每天晚上，我听着下面床铺的老人念诵祷文，反复呼唤先知的名字，我则开始向上帝祈祷，尽管我已经不再信仰上帝。‘再多给我一天吧。’我说，‘再多给我一天吧。’但我最信任的是我自己的求生意愿。也许这是年轻人的唯我主义，但我告诉自己，只要我坚信自己能活下去，那这一愿望就一定能实现。
“八月，集中营扩建，我被调派到了森林旅。我们砍掉树木，拔掉树桩，将石头运去修路。每隔几天都会有劳工在完成工作后被送上大篷卡车，或者直接押到大坑边。所以森林旅的成员始终在变。十一月落下了那年的第一场雪，而我已经是森林旅中最长命的囚犯了，除了老卡尔斯基。”
“卡尔斯基是什么人？”娜塔莉问。
“六月底，终于轮到我们被驱逐了。那正是往年我们去默什叔叔农场的时间。我们一家七口被要求到火车站报到。我母亲和我弟弟约瑟夫都哭了。但我们还是去了车站。我觉得父亲似乎解脱了。
“我们没有被送到奥斯维辛，而是被送到了北部的切姆诺，一个距罗兹不到七十公里的镇子。我小时候曾有个叫莫尔德柴的玩伴，他家就来自切姆诺。我后来才知道，就在去年冬天，可怜的斯特法死于斑疹伤寒的时候，德国人在切姆诺进行了第一次毒气实验……
“同之前听说的故事不同，我们前往集中营的旅途还算舒适。我们挤在车厢里，但那是普通的客车车厢。那天是6月24日，天气很好。到达切姆诺的一瞬，我还以为自己是来默什叔叔家做客的。切姆诺站很小，只是被茂密森林环绕的乡村车站。德国士兵带我们上了卡车，但士兵们显得轻松而愉快，既没有推搡，也没有叫喊。车开到了几公里外的一片开阔地，集中营就建在那里。我们一到就开始登记。我清楚地记得集中营外碎石路上的一排办公桌，还有林子里鸟儿的鸣唱。然后我们按性别分开沐浴消毒。我忙着跟在成年男性后面，没来得及看到我母亲和四个妹妹消失在女囚区的栅栏后面。
“我们被勒令脱掉衣服，排成一排。去年冬天我刚开始发育，所以非常害羞。我不记得有人恐吓我们。那天气温宜人。我们被告知洗完澡之后再吃饭。空气里仿佛带着节日的气氛。我看见前方的空地里停着一辆大篷卡车，车身上描绘着鲜艳的动物和树木图案。我们这排人开始朝空地走去，一个戴着厚镜片眼镜、表情腼腆的年轻党卫军中尉走上前来，将老幼患病者与强壮者分开。中尉来到我面前的时候犹豫了。我仍然个头矮小，但去年冬天我吃得相对较好，于是春天猛长了几厘米。他微微一笑，挥了挥短棍，让我站到少数身强力壮者当中。父亲也被分到了这排。八岁的约瑟夫则被留下同孩子与老人在一起。约瑟夫哭起来，父亲拒绝离开他。我也回到父亲和约瑟夫身边。年轻的党卫军中尉朝士兵打了个手势。父亲让我回去，但我不同意。
“于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被父亲打了。他把我推开，说：‘走！’我摇头，留在原地。身材壮硕的士兵气势汹汹地走上来。父亲又打了我一下，这次非常用力，边打边喊：‘走！’我又惊又痛，在士兵到达前踉踉跄跄地返回强壮者当中。党卫军继续挑选。我对父亲很气愤。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洗澡。他在那么多人面前羞辱了我。我含着委屈的泪水注视父亲离开。他赤裸的后背在晨光中异常苍白。他抱着已经停止哭泣、正四处打量的约瑟夫。父亲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之前，最后回头看了我一眼。
“好。”索尔说。厨房旁就是暗室。那里起初一定是食品储藏室或另一个浴室。“你和你父亲就在这里洗照片？”索尔问。娜塔莉点点头，打开了安全灯。房间里的物品井然有序。放大器、托盘、化学试剂瓶，所有东西都整整齐齐地放在架子上，贴着标签。水槽上方的尼龙线上夹着八到十张照片。索尔仔细查看，都是福勒家的照片，拍摄的时间点不同，角度不同，光影条件也不同。
“你拍的？”
“是的。”娜塔莉说，“我知道这样做很傻，不过总好过整天坐在车里等待有所发现。”她耸了耸肩，“我曾每天都去找警察或治安官，但他们根本帮不上忙。你想在咖啡里加奶油还是加糖？”
索尔摇了摇头，他们进入客厅，来到壁炉旁，娜塔莉躺在摇椅里，索尔坐在沙发上。咖啡杯的杯壁极薄，几乎透明。娜塔莉用拨火棍捅了捅柴火和引火物，然后点燃了蜡捻子。火顺利地燃起来。两人坐着看了会儿跳跃的火焰。
“上周六，我同朋友在克莱顿采购圣诞节所需的商品。”娜塔莉最终开口道，“那里是圣路易斯的郊区。我们去看了场电影——罗宾·威廉姆斯演的《大力水手》。大概晚上十一点半，我回到大学城的公寓。电话铃一响，我就知道出事了。我说不清这是为什么。平常我有不少朋友也半夜给我打电话。我的好朋友弗雷德里克每天都十一点过才从计算机中心出来，然后约我一起去吃比萨。但这一次，我知道是长途电话，而且不会有什么好消息。电话另一头是查尔斯顿老家的邻居卡尔弗夫人。她和我母亲曾是好朋友。她嘴里不停地念叨出事了。一两分钟后我才明白，父亲死了，被人杀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