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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身去纽约时，乔治·索罗斯很认真地对自己说，他很看重金融领域的职业，成为哲学家的梦想仍然只能是个梦。
来到纽约使他比别的同事更有优势。尽管他在伦敦并不成功，但至少他了解欧洲的金融市场。伦敦这方面的专家比比皆是，但在华尔街，人们却对欧洲市场知之甚少。从他来到美国的那一刻开始，索罗斯就被定为这一领域的专家。
索罗斯去纽约的时候，自己带了5000美元。一个亲戚曾给他1000英镑，让他帮着投资。这5000美元是他从那笔投资中得到的报酬。
同一年，即1956年，提瓦达和伊丽莎白离开匈牙利来到美国，同两个儿子会合。提瓦达在康尼岛（Coney Island）开了一家咖啡馆，对这位伟大的生存艺术家而言，开咖啡馆的日子并不是很愉快。小生意经营不下去，提瓦达只好退休。20世纪60年代早期，提瓦达得了癌症。此时的提瓦达一贫如洗，乔治·索罗斯不得不找一位可以提供免费治疗的外科医生。
到美国后不久，索罗斯就通过一位伦敦的同事找到了一份工作。那位同事帮索罗斯给F.M.迈耶合伙公司（F.M.Mayer）打了个电话，索罗斯成为该公司的一名套利交易员。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套利成为热门的金融交易，但是在30年前，这个行业相当不景气。没有人愿意冒险进行大笔投资，从公司收购中获利百万美元。这种投资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风行。在乏味的20世纪50年代，像索罗斯这样的交易员，通常对不同市场进行仔细的研究，买卖不同市场上的同一支证券，希望从细微的差价中获利。
一段时间后，索罗斯成了分析师，为美国的金融组织提供关于欧洲证券的建议。正如他所预料的，华尔街对欧洲的投资趋势有兴趣的人屈指可数，更不用说会有多少人对这个领域有着强烈的直觉了。20世纪50年代的情形，同今天贸易全球化相去甚远，直到很久以后，美国投资者才认识到，原来还可以在地球的另一边赚钱。索罗斯是个先驱，他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自1988年就成为索罗斯得力助手的斯坦利·德鲁肯米勒说：“索罗斯35年前做的事情到了最近十几年才在这里风行。”索罗斯也微笑着回忆道：“在20世纪60年代没有人知道欧洲证券的事情，所以我可以从对欧洲公司的一知半解中获益，这就好像瞎子在给盲人引路。”
索罗斯在这个时期遇见了一位拥有欧洲背景的女孩，并与她结婚。这并不奇怪。他初来乍到，认识的美国姑娘没几个。他在紧邻西汉普顿的长岛遇见了自己未来的妻子，德国出生的阿娜丽丝（Annalise）。他们在1961年结了婚，同一年，索罗斯成为美国公民。夫妻俩住在一个小公寓里，而索罗斯继续在F.M.哈耶合伙公司工作。索罗斯夫妇于1978年分开，3年后离婚。他们育有3个孩子。1983年，索罗斯再婚，新娘是苏珊·韦伯（Susan Weber），比他小25岁。他们在南安普敦结的婚。1985年，苏珊生了他们的长子格雷戈李（Gregory），索罗斯第4次成为父亲，1987年，二儿子亚历山大（Alexander）诞生了。
1956年，索罗斯转投沃特海姆公司（Wertheim&Co.），他继续从事欧洲证券业务。沃特海姆公司是为数不多的经营海外业务的美国公司。幸运的是，索罗斯仍然是能在伦敦和纽约之间做套利的少数几个华尔街交易员之一。
1960年，索罗斯第一次成功地突袭了外国金融市场。当时，索罗斯意识到，由于德国安联保险公司（Allianz）的股票和房地产组合升值，德国安联保险公司（Allianz）公司出售的股票价值大大低于资产价值。索罗斯写信给其他人，建议他们投资安联。摩根信托和德莱弗斯基金（Dreyfus Fund）都很认可他的想法，开始购入大量的安联股票。安联的老板却对此不高兴，他们写信给索罗斯的上司，大意就是你的人作了错误的推断。实际上，索罗斯并没有错。安联股票的价值翻了3倍，索罗斯因而名声大振。
1961年1月，肯尼迪政府上台后，索罗斯期待着好运能继续。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对于年轻的索罗斯来说，肯尼迪是块巨大的绊脚石。肯尼迪上任之后，修改了利息平衡税（Interest Equalization Tax），不允许美国投资者购入国外证券。政策的改变对于索罗斯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但是这还不足以让他卷铺盖走人。1961年12月18日，索罗斯成为美国公民，他要继续待在美国。
此时的索罗斯已经33岁，他还在为选择当哲学家还是投资家而摇摆不定。肯尼迪的政策又给了他一次机会，再去尝试一下自己最挚爱的事情：思考和书写人生的基本问题。
1961年，索罗斯开始将晚上和周末的时间都用来重新起草《意识的负担》，希望经过润色之后可以找到出版商出版。这一次比最初写书的时候更困难。最终在1963年，他将手稿送给卡尔·波普审阅。如果能得到大师的认可，这无疑是至上的荣耀。赢得波普的赞同是出版此书的关键一步。
尽管波普想不起来索罗斯这个人，但是他还是热情地回应了这份手稿。当波普知道索罗斯来自东欧国家，他承认他很失望。他原本以为索罗斯是个美国人，因为如果一个没有经过极权主义统治的人能够理解他的观点，这才会让他感到很激动。发现索罗斯是个匈牙利人，并且曾经亲身经历了纳粹的统治，波普就对手稿不再那么热心了。他鼓励索罗斯继续思考他的想法。
写作这本书曾经是，并且一直都是索罗斯喜欢的一项工作。他从来没有透露自己后来是否将手稿交给过出版商。他唯一说过的是，这本书还有欠缺，因此没有出版。所以，索罗斯又回到华尔街赚钱了。然而，赐予人灵感的冥思并没有完全抛弃他。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几本书的主要思想均来源于这本小的、没有出版过的书，而且后几本书都出版了。
1963年，索罗斯开始在阿诺德·莱希罗德公司（Arnold&S.Bleichroeder）就职。这家公司是美国经营外国证券业务的领先机构，对于索罗斯来说，阿诺德·莱希罗德公司就是他的家。这家公司起源于德累斯顿（德国萨克森州的首府），建立于19世纪初期。索罗斯的雇主斯蒂芬·凯伦（Stephen Kellen）和公司的其他员工一样，都带有浓重的欧洲口音。尽管街道标志显示这里是华尔街，但是索罗斯时常会有回到欧洲的感觉。
从一开始凯伦就很赞赏索罗斯：“我总是希望我雇用的人都很优秀，而索罗斯无疑是杰出的。”索罗斯被雇为分析师，开始主要处理外国证券业务。索罗斯在欧洲建立了很好的人脉，又能说很多种欧洲的语言，包括法语和德语，所以索罗斯自然而然地在这个领域进行着投机。
做套利需要知识和勇气。大多数交易员思想狭隘，不愿主动开阔视野，既缺乏知识又缺乏勇气。美国人喜欢抛售美国的股票，因为他们至少能够叫出这些美国公司的名字。对他们来说，欧洲公司却不是这样。索罗斯和其他的美国交易员不同，他不但能够叫出这些公司的名字，而且认识这些公司的老板。1967年，他成为阿诺德·莱希罗德公司研究部主管。
在美国摸爬滚打，索罗斯一直想出名，在和同事相处时，他常常流露出一种不安全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同事回忆说，索罗斯有一个习惯，交易成功的时候，他会觉得是自己的功劳；但交易失败的时候，他就把责任推到其他人的身上。
埃德加·阿斯泰尔是1994年索罗斯在伦敦的合伙人，她从20世纪60年代就认识索罗斯，觉得他是一个复杂的家伙，神神秘秘的：“你看到的索罗斯是个很聪明的人，能干、喜欢动脑、非常自信。他外表看起来并不特别，甚至有点害羞，但你却不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他是一个很好的心理学家，感觉敏锐。因为害羞，为人很低调，他不想让别人弄清楚自己的个性。为此他常常会说一些看似矛盾的话，他也会自大地说些没意义的话，有时，这些话只是说给他自己的。他不是一个可爱的人。”
他不可爱，但精于投资分析。亚瑟·莱默（Arthur Lemer）在20世纪60年代和索罗斯同在阿诺德·莱希罗德公司工作，他还记得和索罗斯接触时的印象。1964年，莱默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就到纽约银行（Bank of New York）的研究部工作。莱默追踪的一个行业就是货运业，而那正是索罗斯在阿诺德·莱希罗德公司负责的区域，作为银行的经纪人，索罗斯偶尔会去拜访莱默和他的老板麦克·丹科（Mike Danko），讨论购入什么股票。不知何故，索罗斯经常转移话题，将谈话从货运业这个狭窄的领域转到“世界局势”。索罗斯总是谈论大话题。
外国证券业务取得的成就增强了索罗斯的自信。他开始考虑建立自己的投资基金，试图为别人赚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