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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5年，华尔街圈内开始注意到索罗斯。更确切地说，他赚钱的能力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注定要成为大人物。正如在20世纪80年代和索罗斯共事过的艾伦·拉斐尔所说：“索罗斯工作努力，有敏锐的洞察力，敢作敢为，他很擅长投资。这种职业本身不需要缜密的逻辑和理性的思维模式，这是一种直觉的过程。在这一行业中，经验丰富与否有着很大的影响，在我看来，索罗斯天生具有这些技能。”
尽管在华尔街，索罗斯已经小有名气，但在华尔街之外，鲜有人知道他。这其中是有原因的。与20世纪80—90年代不同，70年代的金融巨头们一般都是默默无闻的。在那时，业内媒体不太热心关注华尔街的一举一动，而对于金融市场上的大人物，媒体更没有什么兴趣。如今，华尔街的这些大人物都被媒体密切追踪和报道，不仅仅关注他们的职业生涯，也窥视他们的私人生活。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像索罗斯这样的投资天才并没有受到特别的关注。
即使媒体紧追不放，索罗斯和其他大多数在华尔街的同行都会对媒体心存戒备，他们想尽可能地保持低调，不要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中，投资被认为是一种很个人的活动。再者，华尔街的人们普遍认为，吸引公众注意这种行为会带来坏运气，无异于死亡之吻，起初很有诱惑力，但是最终将使人陷入深渊。一般认为，降临到华尔街投资者身上的最坏命运，就是上了一份发行量很大的杂志封面。不仅要为名声付出代价，有时可能是致命的代价。
所以，乔治·索罗斯远离聚光灯，他感觉这样非常自在。他的好友拜伦·韦恩说道：“在我和索罗斯交往的经历中，他从来没有自我吹嘘过，即使吹嘘对他有利，他也不会那样做。”但是当索罗斯卷入美国的政治中时，当宣传他的政治事业至关重要的时候，一切都变了。在本书的后面我将详细介绍这点。
1975年5月28日，《华尔街日报》头版头条刊载了一篇盛赞索罗斯的文章，将索罗斯推到了聚光灯下。而文章的标题让索罗斯初次尝到了公众荣耀的滋味逆流而上：证券基金避开华尔街潮流，艰难时代独领风骚。
这则《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会给索罗斯带来厄运吗？他会发现自己的运气变坏了吗？索罗斯自己有预感，媒体的关注会给自己带来害处。但是事实上，索罗斯应该有足够的理由为这篇报道感到高兴，因为这篇报道极力吹捧索罗斯不随波逐流的金融思想，并断言正是这种独立的思想使得索罗斯基金赚取了巨额的利润。
《华尔街日报》是如此盛赞索罗斯和罗杰斯的：“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在购买股票方面，索罗斯和罗杰斯这对黄金搭档表现出了过人之处，他们在股票不受大众青睐的时候买入，而在股票涨到高点时卖出。他们一般不理会共同基金、银行信托部以及其他机构投资者普遍持有的股票，除非进行卖空交易。”
1973年和1974年，当大机构沮丧地看着自己持有的股票价值减半的时候，索罗斯却取得了惊人的成绩，1973年的增长为8.4%，而1974年获得了17.5%的增长。
罗伯特·米勒是当时索罗斯的一位同事，他回忆说：“索罗斯具备一种技巧，在有些思想还未显露的时候，他就能拨开云雾，找到一线曙光。他很确定自己为什么应该买入或者不买。索罗斯另外一个突出的能力就是，一旦他意识到自己错了，他会马上改正，毅然抽身。”
索罗斯基金公司最常用的一个技巧就是卖空。对于这一点，索罗斯承认自己有一种“邪恶的快乐”。他喜欢卖空那些机构青睐的股票。索罗斯基金公司和几个大机构下相反的赌注，卖空了许多他们青睐的股票。最终，这些股票暴跌，索罗斯基金因此赚了一大笔。
索罗斯进行的雅芳交易，便是他卖空牟利的经典例子。为了卖空，索罗斯基金以120美元的市价借出了10000股雅芳的股票，接着股价大幅下跌，两年后，索罗斯又以每股20美元的市价买回了10000股，每股赚了100美元的利润，索罗斯基金净赚了100万美元。索罗斯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注意到了文化倾向：老龄化的人口将意味着化妆行业的销售收入减少。索罗斯在雅芳赢利下降之前就觉察到了。
索罗斯高兴地解释说：“在雅芳的例子中，银行没有认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化妆品行业的繁荣已经结束，因为市场已经饱和，而孩子们不用化妆品。这是他们错过的又一大变化。”
当然，索罗斯也有失手的时候。有时，在参观工厂的时候，索罗斯太过于相信公司管理人员的乐观评估。他购买好利获得公司（Olivetti）股票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他跟公司管理人员的会面，他事后对那次会面很懊悔。因为股票并没有上涨。
在外国货币上的投机也是一个失败的主张，购买股票期权也是一样。由于误以为半导体股票会看涨，索罗斯和罗杰斯的团队在美国史普拉格电子公司（Sprague Electric）上亏损了75万美元。对此，罗杰斯的解释是：“这只是由于分析不足，再加上我们买的是半导体行业的边缘公司，而不是主流公司。”
索罗斯和罗杰斯的系统仍然行之有效。20世纪70年代对于华尔街上的许多人来说是个危险的时期，但乔治·索罗斯却是个例外。自1969年1月到1974年12月，索罗斯基金公司的股票价值几乎上涨了3倍，从61万美元增长到180万美元。期间的每一年中，索罗斯基金都呈现正的增长。而相比之下，同期的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3.4%。
1976年，索罗斯基金增长了61.9%，1977年，美国陶氏公司（Dow）下降13%的情况下，索罗斯基金增长了31.2%。
1977年末到1988年初，索罗斯和罗杰斯再度决定在技术和国防类股上持有头寸，这在当时是最逆反的观点，因为大多数华尔街上的交易员碰都不想碰这些股票。摩根斯坦利的巴顿·比格斯（Barton Biggs）说：“要知道，吉米·卡特总统在谈论人权问题，而索罗斯早在华尔街投资者之前18个月就开始谈论那些股票了。”索罗斯责怪自己买得太迟，可是他仍然领先于其他人。
1978年，索罗斯基金公司的资产价值增长到1.03亿美元，基金有高达55.1%的投资回报率。接下来的一年，即1979年，索罗斯基金的回报率上升到59.1%，资产价值增长到1.78亿美元。索罗斯的高科技投资策略仍然充满活力，丝毫没有消退的迹象。
1979年，索罗斯重新命名基金，叫做量子基金（Quantum Fund），以纪念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发现的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该原理认为：在量子力学中，人不可能预测亚原子粒子的行为。这一理论正好和索罗斯的金融理论吻合。索罗斯认为，市场也总处于不确定和不断变动的状态中。如果不去考虑那些显而易见的事情，而在出乎意料的事情上下注，就有可能赚钱。索罗斯的基金经营得非常成功，以至于基金根据自己股票的供求关系来收取溢价。
可以想象，如果有人像乔治·索罗斯一样赚那么多钱，人们难免会质疑：他所有的金融活动都是正大光明的吗？这些年，索罗斯时不时地会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生一些摩擦，但是没有一次发展成为大的阻碍。
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一次冲突似乎很严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将索罗斯告上美国纽约地方法院，控告他操纵股票。具体的罪名是民事欺诈和违反美国联邦证券法的反操纵条款。根据原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控诉，1977年10月，在美国计算机科学公司（Computer Sciences）公开上市前一天，索罗斯将每股价格压低了50美分。根据美国证券委员会的证词，索罗斯涉嫌指示一位经纪人大批地卖掉计算机科学公司的股票。该基金总共持有40100股，这位经纪人抛售了其中的22400股，占1977年10月11日计算机科学公司当天交易量的70%。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补充说，上市价格是那一天收盘时“人为压低的价格”，每股只有8.375美元。加拿大的非营利组织琼斯基金会（The Jones Foundation）报盘，在1977年6月同意公开售出150万股，并且以公开上市的价格将另外150万股卖给了计算机科学公司。这一被指控的操纵行为可能使该基金会损失750万美元。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控诉，索罗斯基金从报盘经理手中购入了15.5万股，以更低的价格从其他经纪人那里购入1万股。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在上市当天，以及上市后当月稍后的日子里，索罗斯下令买入计算机科学公司的7.5万股，将股价维持在每股8.375美元，引诱其他人买进这只股票。
结果是，索罗斯签署了法院的判决书，对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指控，索罗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就此结案。索罗斯认为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打官司会花费他太多的时间和金钱。1981年某杂志的文章里引用了索罗斯的话：“证券交易委员会不能相信，有人可以在不违规的情况下，做得像我这样出色，他们想找一些理由。”
如果说是索罗斯卓越的投资业绩使得证券交易委员想寻找一些可以指控的事情来陷害索罗斯，这似乎不大可能。更可能的情况是，当局几乎找不到充足的证据来控告索罗斯。索罗斯可能会受到金融诉讼，可能会被认为有罪，可能会被罚款。但是，他的好运始终伴随在他左右，在他的整个金融生涯中，他没有进过监狱一天。
即使他被指控，即使付罚款，这对他的业务也不会有什么重大影响。加拿大的琼斯基金会控告索罗斯，声称由于股票价值下降，基金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索罗斯和基金会最终以100万美元和解。这起诉讼并没有使索罗斯退缩，事实上，这对于他的收益没有什么影响。
索罗斯在英国的货币市场上完美出击，他在高点时卖空英镑，同时大举买入英国债券，当时对债券的需求很大，而债券的价格和价值相差很远，价格过低。据说，索罗斯买了10亿美元的债券。最终他净赚了1亿美元。
索罗斯基金创立10年后的1980年，基金取得了难以置信的102.6%的增长，基金的资产上升到了3.81亿美元。1980年底，索罗斯的个人资产达到了1亿美元。
说来好笑，除了他自己以外，索罗斯投资收益的主要受益人是一些欧洲显贵们，在索罗斯基金成立之时，他们提供了资金。吉米·罗杰斯说：“这些人并不需要靠我们变得富有，但是我们却让他们变得极为富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