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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使乔治·索罗斯前进的动力是什么？
金钱？很少有他的朋友或合伙人会这么想。他的挚友拜伦·韦恩曾说：“如果再赚上10亿美元，也不会让索罗斯感到多么快乐。他赚第一个10亿美元时，就没有感到很快乐。”
当然，赚钱肯定能带给他一些乐趣，但不会很多。乔治·索罗斯是个很复杂的人，他思考的不仅仅是金钱和财富。不管有多少钱流进他的银行账户，他都永远不可能满足于做一个简单的、有钱有闲的人。从这点上看，他和20世纪90年代的许多富豪是相同的。
前几代人中，有钱人常常重视闲暇时间，他们尽可能地无所事事。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一切都变了，正如英国作家安东尼·桑普森（Anthony Sampson）所指出的：“富人不再渴望拥有悠闲的生活，而工作已经成为象征他们身份的一个重要部分。”
说到人们所推崇的身份象征，奢华的酒店套房、游艇和私人飞机早已取代了美轮美奂的住房和景色迷人的花园。但是，新富一族与之前的富人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流动性。索罗斯追求悠闲生活以外的一些东西，他觉得在私人飞机上比在游艇里更舒适，而酒店套房比大房子更有用，满世界忙碌比坐在泳池边更有收获。
然而，索罗斯和许多当代的富人还是有着显著的区别，那就是他对智慧生活的追求。除了卡尔·波普的作品以外，还有两本对索罗斯影响最大的、晦涩难懂的书，一本是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Douglas Hofstadter）的《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Godel，Escher，Bach），另一本是葛雷格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朝向心智生态学》（Steps to on Ecology of Mind）。索罗斯将自己看作是一个投机者，同时还是一个哲学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个碰巧成了投机者的失败哲学家。
“我很愿意被看作是一个务实的哲学家，”索罗斯这样说道，“但是如果说我是一个受挫的哲学家，我也很高兴。”在1992年秋天，他成为英国牛津大学赞助委员会委员时，他要求人们把他称为“一个金融和哲学探索者”。
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他已经成了亿万富翁。而且不管他在金融界之外做了什么，人们常常称他为“匈牙利企业家”“理财大师”“亿万富翁投机家”，甚至有次他被称为“全球金融业的坏小子”（《华尔街日报》，1994年6月1日）。他想摆脱这些称号。索罗斯在基金会向新闻界推出的报道上，将自己描述为“国际慈善家”。他等于在说：如果我不能被称为一个哲学家，至少不要说我是金融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