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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索罗斯基金会在2月遭受了惨败，但到了4月，当索罗斯出现在华盛顿众议院银行委员会时，他依然是精神领袖，依然是世界一流的投资家。索罗斯的声望依然使他理所当然地登上了《纽约时代》的头版。
索罗斯登上头版的部分原因是金融界的唠叨，媒体也有这样的感受：索罗斯和对冲基金造成了越来越多的不安。这种不安源于1994年早期金融市场的振荡。但是，索罗斯觉得没有道歉的必要：“我依旧觉得自己是一个自私的、贪婪的人。我没有要故作圣人。我有着非常健康的胃口，我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在日元上打赌的不只索罗斯一个，其他对冲基金也参与其中，并且同样损失惨重。让事情更加复杂的是，一些对冲基金需要筹措现金而被迫卖掉部分持有的财产，比如日本和一些欧洲的证券。这些持有很多日元被套的交易者被迫卖出之后，紧接着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连锁反应。
即使是那些没在日元上下注的人也没有幸免于这场骚乱。这些基金经理相信，高的失业率会迫使欧洲政府通过降息来刺激经济。于是，他们持有了很多欧洲债券。在他们看来，欧洲利率下降，债券的价值就会上升。
接着，因为日元的关系，对冲基金的这部分资产急剧缩水。其他对冲基金开始卖掉持有的一些欧洲债券，这使得债券的价格下降，迫使欧洲的债券发行国提高它们的利率，来吸引购买。欧洲的债券市场动荡不安，乱成一片，一些对冲基金交易者遭受重创。乔治·索罗斯希望能够保持低调，给自己一点时间来弥补损失，以确保“情人节大屠杀”这一事件不再重现。但这一愿望不可能实现。因为索罗斯作为公众人物的形象太突出了。欧洲的中央银行3月份在巴塞尔会晤。国会听证会定于4月举行。索罗斯和对冲基金的压力越来越大，因为这两个机构都威胁说要对他们采取行动。
作为回应，索罗斯那年春天成为对冲基金的代言人。他决定尽可能地采取和解的态度。3月2日，索罗斯在波恩宣布，中央银行管制对冲基金巨头是合情合理的。“我感觉到，没有管制的市场有其内在的不稳定性，”索罗斯告诉记者，“我认为，政府有必要进行管制。”
“我的确认为，没有管制的市场最终要崩溃。因此，中央银行的调查是非常合理的事情。我们已准备好配合他们的调查。我只是希望，无论他们引入何种管制，结果不要弊大于利。”
被问及他关于对冲基金增加了市场动荡和不稳定性的这些指控有何反应时，索罗斯说：“我要说的是，市场有一种行动过头的倾向。因此，我根本不相信存在完美的市场。我也不认为对冲基金是完美的，否则，他们不会在一天之内损失5%。”
巴塞尔会议结束的时候，10个工业国的中央银行行长们并没有想出好的理由来为对冲基金或者使用自己的资金在国际市场上交易的银行制定出新的规章。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市场已经在动荡发生后进行了自行调整，没有理由去预期还会遇到麻烦。尽管如此，一些观察者明显感觉到，这次对冲基金通过各种狡辩逃脱了，它们仍然需要更多的管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