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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对量子基金来说是个不错的年份，基金增长了39%。到了1996年，良好的业绩却没有延续下去，上半年，基金只增长了5.7%，到了1996年末，只比上半年的增长多了1.5%。尽管如此，索罗斯仍然骄傲地夸耀说，人们普遍认为，在投资基金中，拥有27年历史的量子基金保持了最出色的投资记录。
1996年，索罗斯决定将自己一半的收入（3.5亿美元）捐献给他的慈善事业。
1996年，乔治·索罗斯已经65岁了。他依然没有放慢自己的脚步，无论是他的投资还是他的慈善，而且他根本没有想过要放慢脚步。20世纪90年代的10年中，只要他的健康状况良好，他都和早年一样地努力工作。
索罗斯的好友拜伦·韦恩在2008年春总结了索罗斯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在他看来，索罗斯的工作总是沿着一个向上的轨道前进。“当我在20世纪60年代见到他时，他只是华尔街的一个分析师。但到了60年代末，他创立了自己的基金，20世纪70年代，他渴望成功，并且做到了。”
韦恩回忆说，到了20世纪80年代，索罗斯逐渐名声显赫。“他创立了开放社会研究所，他仍然在创造辉煌，但现在是作为兼职的慈善家在努力打拼。20世纪80年代，他业绩十分辉煌。”
向投资界展示他具有吸引公众注意的特别能力的关键点是，他在1992年狙击英镑中获得的暴利。韦恩补充说：“在赢了那场巨大的赌博之后，索罗斯成为金融界和慈善界的重要人物，他开始考虑成为影响世界事务的人物，他开始拓展自己的开放社会研究所。”
他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开放社会研究所。他的确没有指望自己退出之后，这些研究所还能继续运作下去。在他的心中，唯有他有能力维持这些研究所需要的资金支持。但到了21世纪初，索罗斯改变了他的想法，他开始考虑如何能够让自己的儿子管理生意，如何使得开放社会研究所不会僵化，可以及时调整以适应新的变化。
1988—2000年的12年间，索罗斯一直在思考，自己退出之后，曾并肩作战的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将会接管基金。但报纸上的报道暗示，德鲁肯米勒已经厌倦了索罗斯给基金、给自己以及给他本人带来的种种宣传。2000年，德鲁肯米勒离开索罗斯基金，索罗斯自己在基金中的作用也在减小。此时的他开始认真地考虑，自己去世之后，索罗斯帝国会发生什么事情。索罗斯让很多人来经营业务，作为挑选接班人的实验。
威廉·斯塔克（William Stack）曾是德盛环球投资公司（Dresdner RCM Global Investors）的首席投资官，他在索罗斯基金只待了一年。索罗斯在2002年初宣布，马克·施瓦茨（Mark Schwartz）将接替威廉·斯塔克。马克·施瓦茨曾是高盛亚洲区的前任主席。索罗斯计划在施瓦茨之后将业务交给其他人，但是他的两个儿子表示，他们想要参与到业务中。
2004年10月，施瓦茨接班刚两年，索罗斯就宣布，让自己的两个儿子罗伯特和乔纳森在基金管理业务中担任高级职位。看起来，索罗斯做出这一改变可能是想表示，他想要实施接班人计划了。
索罗斯基金的投资者收到一份备忘录，其中提到当时41岁的罗伯特·索罗斯将成为首席投资官，而34岁的乔纳森·索罗斯将和他的兄长一同担任索罗斯基金公司的副主席。那时，索罗斯基金管理着128亿美元的资产。
为了稳定基金，索罗斯必须考虑，有一天他可能要回来经营业务。“他变了。”拜伦·韦恩说：“他从赚大钱，扩大基础转变到保留基础，保留基金的购买力。他想要做的是价值100亿美元的业务。索罗斯想每年大约捐出基金资产价值的5%，那差不多是4.5亿美元。他过去捐3亿~5亿美元，现在他每年捐出6亿美元，我觉得没有人比他捐得多了。”
投资成为乔治·索罗斯生活中越来越不重要的一部分，他把更多的心思放在了推动慈善事业上。20世纪90年代，索罗斯每年捐出一半的年收入。
20世纪90年代，索罗斯对世界事务十分着迷，德鲁肯米勒似乎将基金打理得井井有条。用拜伦·韦恩的话说，因为有德鲁肯米勒作为候选人，可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或者此后的某个时候接管基金，所以索罗斯想象自己可以成为“全职的伯纳德·巴鲁克，我认为索罗斯不想成为国务卿，他想做国务卿的顾问”。
“他觉得自己还没达到目标。他有机会影响克林顿政府，但没有机会影响布什政府。他写的每一篇专栏文章，人们都会读。他对那些重要舆论制造者的影响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2008年秋天，78岁的索罗斯依旧在寻找能发挥更大影响的途径。
1996年2月，一场风暴正酣，美国最有才能的哲学家、政治科学家聚集在乔治·索罗斯在韦斯特切斯特郡的乡村寓所中。风暴带来的大风极为强劲，连窗户都剧烈地摇动起来。
这样的周末有很多，被称为“索罗斯的隐退”，目的是帮助索罗斯考虑，如何捐出更多的财富。1994年，索罗斯向自己的慈善事业捐赠了3亿美元，他想捐出更多。
索罗斯举起酒杯向客人们敬酒。索罗斯给他们提出了一项挑战：如果他将自己的慈善事业扩展到美国的话，他们会建议把焦点放在哪里？
在花费几十亿美元帮助世界其他地方之后，索罗斯现在非常担忧，美国自己的社会开放性正受到侵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