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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认为相当于这一类型的人物，也可以作为"遗老"之中的一些"殿军"的存在，因为他们所起的遗老作用比较小些。
现在再说一说所谓的"王公"和"大臣"。
先从"王公"和"大臣"的定义来说。
"王公"就是指着前清时代的宗室中的"王、贝勒、贝子、公"等来说；"大臣"就是指着在清末职位高的官员来说。
不过是，所谓的"大臣"，差不多也就是前清的"遗老"，只因为这帮所谓的"大臣"，都是曾在清末做过相当大的职位，所以他们的党羽也比较多，他们为非作歹的罪恶和影响也比较大。现在先从"王公"说起。
凡是够得上王公爵位的人，不用说都是过去清朝的贵族。就是到了辛亥革命成功、清朝反动统治势力垮台以后，他们仍是在"优待条件（乙）"的作用下，仍然都过着不减昔日的剥削阶级寄生生活。
就连一般的宗室觉罗和八旗人等，尚且由于过惯了二百余年来的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成了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人中废物，何况是比他们的享受生活还要超过不知要多少倍的"王公"，自然更是被那二百多年的荣华富贵给弄得不成个样子了。
固然，他们也都曾饱受了封建统治制度的种种熏陶感染，满脑袋顽固的反动思想，特别是腐蚀人的纨袴习俗和靠天吃饭的消极怠惰习性，更是长期地成为他们的膏肓之疾，所以，除了善于摆空架子坐吃山空，便什么本领也没有了。
因此，对于这些过去的王公亲贵以及他们的子弟，从全面看来，我认为是这样的：比较好的一些人则多数是成为孤芳自赏、自视甚高的文学艺术家，经常以画几笔画，吟几首诗，或是研究一些经史子集，甚至佛学之类，来自得其乐，对于国家政治以及社会上的当前现实等，则很少有关心的了。特别是在其中，像是狭隘民族主义以及消极心理等，更是相当普遍。还由于清朝二百余年来的所谓"家法"的限制，致使他们在那过去的长时期中，连随便出京四十里的机会都得不到，而只能在北京的府中称王，所以广见世面的机会，在他们是不容易得到的。例如，恭亲王溥伟携带家属到了大连以后，其家中的某"宝眷"曾向人发表过这次旅行的感想道："真想不到咱们城（指北京城）外，还有这么大一片水（指海而言）哩！""宝眷"如此，王公的子弟可知，所以他们在旧社会里，所见到的所谓"世面"是有限得很的，远远比不上那些曾以"赶考"起家的所谓一般"遗老"。
在辛亥革命，公然挑出了反对共和制度叛旗的，在北京当时的几十家王公中，则有肃亲王善耆和恭亲王溥伟两个。善耆是极力反对清朝的所谓"逊政"的。所以在袁世凯掌了政权以后，他便感到了身边的危险。为了一姓的尊荣，他竟不惜要和人民革命的势力为敌，充分发挥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同病相怜的反动阶级本质，竟和包藏祸心的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在天津互通了声气，最终搭乘了日本的军舰而到了旅顺，成为彻底供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的可耻工具。
据说他从北京出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奔赴旅顺途中时，这位"王爷"尚不知他自己现在已经身入日寇的樊笼之中，还慨当以慷地勃发了诗兴，吟出一首《出都口占》的五言绝句诗。诗如下：
"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
从这寥寥二十个字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位脱出他久惯施展威风的封建统治势力的总根据地----北京以后，抱着无限凄凉、无限愤恨的"笼中王爷"，在那急忙逃命的一路之上，曾是怎样在咬牙切齿痛恨着革命势力，曾是怎样地在口中嘟囔着不肯认输的空口大话，同时也是怎样地表现了他那卷土重来的梦中野望的啊！
如果是拿现在的语言，把这首公然向人民挑战的"反诗"译出来，那么，它的大意就是这样的：
河北的北京一带地方，
本来就不是我们爱新觉罗氏的国土。
丢了就丢了吧，
这又有什么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