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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不想一想"优待条件"和我出国留学,可又有什么关系?更不想一想,既是发生了像张勋复辟那样的事件,明明是先从受优待的"清室"这一方面,违背了人家之所以要"优待"的本意。在复辟失败之后,之所以尚未废止"优待条件",只是因为当时的北洋军阀政权,根本就不是真能给人民办事、对人民负责的革命政府,并且那些位政治"巨头",也是和过去的清朝有过相当瓜葛的旧历史人物,所以才让"清室"钻了这个空子而捡了几年的"优待便宜"。按正理说,能继续受着"优待",已经是一件意外的奇事了,怎么还能居然自觉满有理地公然扬言中华民国没有取消"优待条件"的权力呢?足见这帮寄生于当时"小朝廷"内的大人先生,是善于睁着眼睛说梦话,并且是只知依赖着外国----所谓国际上的力量,认为外国可以,并且应该干涉自己国家的内政,同时他们也确是在希望着帝国主义列强来干涉自己国家的内政。这种丧失民族气节、只知自顾自的反动丑恶奴才嘴脸,这种封建余孽的反动阶级本质,真可以说是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所以我认为,他们之所以竭力反对我的出国留学,并不是真个地在重视着这一项类似空文的"优待条件",而只是要拿"优待条件万万岁"来安我的心。尤其是对于我打算在出国同时,自动辞退"优待条件"这件事,感到了十分惊慌,所以才拿这样的话来作为借口。总之,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有关他们的吃饭问题。因为像我这样的"饭东"一走,他们的祖传"铁饭碗",就有立时被打破之虞,所以才会做出这种"齐心戮力,众谋佥同"的反对。
至于在我这方面呢,也有我自己的一个如意算盘。因为,我在当时曾认为到外国去留学,不但可以避免日后可能发生的生命危险;自动辞退那篇逐渐名存实亡的"优待条件"纸面文章,还可以博得一个"开明"的美名;并且到了外国,多多少少总能得到一些"新知识";还可以在将来学成回国之后,拿这种"留学外国"的新政治资本,来做"伺机观变"之用;同时,到了所谓必要之际,也可以依靠外国----帝国主义国家的"奥援",一方面再纠合那帮所谓遗老之类,来恢复过去自己的"祖业"。
他们的内心实话既不能对我做公开的阐述;我的潜在私图当然也不便对他们做无保留的倾叙,所以,在我和他们之间,是有一段无形的墙壁在隔着,只能在同床异梦的心情下,各自怀着不可告人的鬼胎,而各自做着自家的打算。
双方的意见既不能合拍,我那有利于我而不利于他们的留学计划,当然就得搁浅。但是我却没有甘心于这次的碰壁,于是就想起了一个"做好准备,徐为后图"的办法来。
我的同母弟溥杰是非常赞成我出国留学的。因为他自幼也是一个彻头彻尾具备了封建统治反动思想的野心家。他不但无条件地赞同了我的那种如意算盘,并且还变本加厉地向我提出了"须要立即积极进行"的具体建议,并自告奋勇,表示愿意负责这一窃运的实际罪恶行动,同时还表示了要和我一同出国留学的决心。
于是,盗窃祖国人民宝贵文化遗产的罪行便开始了。
我们兄弟二人就狼狈为奸地首先求我叔父载涛,在天津旧英国租界戈登路,为我购买一幢楼房。然后就由溥杰利用他每天在上午陪我读书的机会,每天一包袱、一包袱地把宫中由明、清两代不断从人民手中掠取来的我国民族艺术文化结晶,都择尤地陆续盗运出去,一直这样地干了半年之久。
在那次所窃运出去的宝贵人民遗产中,现在想起来最使我觉得痛心和不胜内疚的,都是些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唯一珍品。现在所列举的,只不过是其中的九牛一毛程度。例如,在墨迹方面,有晋代王羲之的《曹娥碑》和《二谢帖》的手卷;有他儿子王献之的真迹;钟繇的字;僧怀素的草书;唐欧阳询的墨迹;宋赵构(高宗)的字;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亲笔原稿;米芾和董其昌的字等。至于元代赵孟的字,那就更多了。在绘画方面,有唐王维的人物;阎立本的真迹;宋徽宗的画;宋马远和夏珪以及马麟各自画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等。手卷、册页和挂轴等共计起来,达千几百件之多。在古版书籍方面,则是把"乾清宫"西侧"昭仁殿"内所藏的宋版、明版的珍贵书籍全部盗运出去。至于书籍的名称,早已记不清楚。现在抄录一下潘际坰先生所引用的《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一九三四年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印行"----中的一段便可知其概略:
"这本只为少数人所留意的书,原是由'清室善后委员会'在一九二六年第一次出版的。'弁言'的全文如下:
"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九日,点查毓庆宫至'余字九六四号分号五十四'时,发现题名'诸位大人借去书籍字画玩物等糙账'一册,内有'宣统庚申年三日记'等字样。当时颇讶其可随意借取,继又于是年七月三十一日点查养心殿至'吕字五二四号',更发现'赏溥杰单'一束,又'收到单'一束。二者大致符合。内计宋、元、明版书籍二百余种,唐、宋、元、明、清五朝字画一千余件,皆属琳琅秘籍,缥湘精品,天禄书目所载,宝笈三编所收,择其精华,大都移运宫外。国宝散失,至堪痛惜。兹将三种目录印行,用告海内关心国粹文化者。"
潘先生更继续记述说:"从'赏溥杰书画目'看来,自'宣统十四年'(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三日'赏'起,一直'赏'到同年十二月十二日,足有五个月之久,这与溥仪所说的'大约有半年'是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