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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一、在天津日本租界里的所谓寓公生活</h3>
我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在天津的这段生活中，真可以说是充满了腐朽、堕落、阴谋诡计和反动透顶的罪恶气息。生活的主要来源是靠着存在外国银行里的民脂民膏，靠着和当时的地方军阀对"清室庄园"土地的"坐地分肥"，靠着房阀吃房租的资本主义剥削方式，靠着把我从宫中盗窃出来的祖国人民宝贵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卖给外国人，另外一部分则是自从我到了日本公使馆之后，散居在国内各处的封建余孽----遗老等都曾纷纷给我寄来了不少的钱而补助我那不劳而食的坐吃寄生生活。
此外，在天津这一段的"寓公"生活中，也可以肯定地说，始终都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所谓"保护"和卵翼之下，数年如一日地一贯受着他们的衡量、考察、拉拢和培育。例如，我在天津的整个时期内，简直是没有一天不在受着由日本总领事馆派来的日本警察及其走狗----日本租界的"华捕"的周密"保护"。他们都住在我的院内，不论我每次见什么人，出门到哪里去，所有的一切行动，无一不被记录在他们的日记本子上，无一不是他们向日本总领事馆做汇报的材料。所以，每当我外出的时候，必定有一个便衣日本警察形影不离地跟着。因此，我平日的一举一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都知道得巨细无遗。
那时我在张园里的排场，还是相当不小。供我使唤的仆人仍有几十名之多，还有一个专门给我办事的"遗老荟萃"之处，叫作"清室办事处"的存在，还有北京的宗族人等轮流交替地赴天津我这里来"值班"；不论是日本官吏还是军官等在见我时，差不多还都是称我为"皇帝陛下"，在我身旁的那些所谓"逊清遗老"以及他们的"克绍箕裘"的所谓"遗少"，并那些所谓的"王公大臣"之类，更都是逢年按节地麇集到这个张园来给我排班叩拜的了。不但如此，这一大批大的、小的、老的、少的封建余孽，还经常把我的移居天津，叫作"天子蒙尘"，把张园呼作"行在"哩！就连到了一九三一年的时候，还是关起门来，在我的那个小小范围内，公然使用着"宣统二十三年"的私年号呢。而我呢，也就是在这块"别有天地"的迷茫幻境中，仍然自命为清朝的"第十代皇帝"。不过是，连我在内的这群封建残余分子，并不甘心于这种解嘲式的有名无实生活，为了要变虚为实，便和那些时代落伍者的其他封建余孽，以及那些已经丧失了政治生命的失意政客、下台军阀，并包藏祸心唯恐中国好起来的帝国主义分子，勾勾搭搭地结下了不解的冤缘。我就是在这种内外反动影响的复杂错综关系中，把我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和恢复祖业的迷梦以及仇视一切进步新事物的反动情绪，都紧密地结合到一起。结果是，我在那"只见饵来不见钩"的盲从与盲动的实际行动中，最终愈陷愈深地当上了甘心出卖自己祖国人民的"天字第一号"大汉奸。若不是幸而遇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新中国，我不但早就成了帝国主义的"殉葬刍狗"，还得把那张汉奸皮一直披到棺材里去呢！
现在我想记述一下，我在天津时代的一些骄奢腐朽生活的零星实例。
因为我从小就住在宫中，固然是服饰器具一切等类，都是奢华已极，但对商店内的种种新奇货色，则是平生素未开过眼界，所以，到了天津之后，看到外国商店中五光十色的舶来商品，真是目眩神迷，看什么都新奇可爱。又加上在当时的手中，"傥来"的金钱仍相当丰裕，于是我就见什么爱什么，爱什么买什么，而大买特买起来。如汽车、钢琴、留声机、广播无线电匣、宝石、钻石，等等，前后不知乱买了多少次。我的妻子婉容也是和我不肯相让地大买一气，如购买高级装饰品和大批做衣服，等等，所花的钱也到了惊人的程度。
一方面我也时常同我父亲、岳父和弟弟妹妹等，到外国饭店大吃大喝。不过是，对于自己本国同胞所开的中国饭馆，我则是连一次也没有主动去过。在天津的那几年中，只有一次，还是由于我父亲招待，我才在"福禄林饭店"内，破例地吃了一顿中国人做的西洋菜。
若问这是什么缘故？一言以蔽之，就是怕人认出了我是谁，所以只能在外国经营的饭铺内活动，而从来未敢在自己祖国同胞所开的店铺内露一露头。
还有一次，我在德国人经营的"起士林"点心铺内吃东西，看到店内坐满了中国人，便悄悄向店内的工作人员打听那些人都是谁。当听到那些人都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内的工作人员时，我便连忙从木椅中站起，仓皇出门登上汽车赶紧离去。
我为什么会这样？不用问，因为我所特别害怕的，就是被我认为是革命甚至与革命沾边的本国人民。这不是在我自己和人民之间，自己给挖了一条深深鸿沟是什么？总之，这就是我在当时的立场上来看待一切的缘故。
<h3>二、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h3>
那个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果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不但能以"美酒佳肴"时常笼络我们夫妇二人以及在当时堪称为"主宰我灵魂"的陈宝琛、郑孝胥和罗振玉等，还善于从精神方面，来做阴谋的侵蚀。例如，有一次他曾特意招待我赴天津日侨小学校参观，对我所做的殷勤接待和恳切说明等，一切都不用说，因为那些在当时的我看来，都自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在这里所要特别提出的，就是下面这件事。
我在参观前后一往一返的沿途之上，都有日侨小学生，夹路手摇日本国旗，欢声雷动地对我做了热烈的迎送。我这个傻瓜，在当时竟为这种别具肺肠的行动所感动，不由得在心中暗想："自己本国的人，竟自那样对待我，不但硬把我从宫中撵出来，甚至还要对我做更进一步的迫害，可是人家日本人，却对我这样好，不但是日本政府救了我的性命，就连一般的日侨小学生也都这样诚心诚意地尊重我和这样热心地欢迎欢送我......"越想就越发觉得自己本国人对自己的"冷酷无情"和日本人的"亲切可感"。
当这位吉田茂总领事夫妻离任回国时，我和我妻子都亲自到码头去送别。当临行握手时，我还恋恋不舍地对他们流下了惜别热泪呢！
以上所举的只是吉田茂的一个例子。至于在吉田走后，继承他的历任总领事之类，所谓日本的外交官，他们对我的拉拢手段，也都不比吉田茂差多少。因为他们都是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忠实服务的"一莲托生体"，所以对我的方法手段，并没有什么高下优劣之分。
不但日帝外交方面是这样，就是历任的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以下的军官等，也都是和他们的外交官一个样，也是时常地邀我和婉容以及我的那帮羽翼，吃饭喝酒地进行"联欢"。当然，当时的我，也有时要趋之唯恐不及地还请他们的了。
每当新年或是我的生日，那些外交官和军官之类，也都照例要来祝贺。在日本天皇的生日时，日本的驻津司令官还邀过我去参观他们的营房。
我记得有一个日本的过去华族（水野子爵？）有一年到中国天津来见我，把日本在"南北朝"时代的一个所谓"忠臣"，在樱花树刮掉了的皮上所写的两句暗示忠诚的诗"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写在一把日本扇子上送来给我。这岂不就是暗示我"你既然是能生在今天的世界里，就不是平平白白地生长出来的，况且在你的身旁和周围，也并不是没有能够对你拼出生命来'尽忠'的'忠臣'啊"的深远意思吗？这只是在我记忆之中的一个显著例子罢了。此外，还有很多的这样的例子。总而言之，不论是日本帝国主义当时的所谓外交官，抑或是当时的所谓军人和所谓政客，甚至是偶尔"慕名"来访的日本人，既然是到我这里来的，可以说是差不多都抱有一种什么所谓使命和目的，所以总免不了或多或少要以抬捧、挑拨、煽动等不稳的言辞，来对我做一些火上浇油的、精神不得安定的逗引我的行动。像是这样的随时的煽动和诱惑、暗中腐蚀和浸润的外来的力量，对当时的我，确是起有很大坏作用的。
我在当时，也不知道怎么，不但没有丝毫感到什么奇奇怪怪的事----对于"额外同情"的奇奇怪怪的事情，反倒在我的心眼里，生出了一种感激的心情。同时还使我对日本的所谓"天皇制"的反动制度，生出一种艳羡的心情，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所谓"君臣道义"的行动非常彻底，所以它才会在所谓明治维新的伟大事业以后，以一个区区东洋三岛的地方，做出了轰轰烈烈的事业来，一跃而变成为世界上"列强"之一，归根到底，都是它把所谓"尽忠报国"和"忠君亲上"的"道德精神"，一直始终地保持到现在的缘故，所以才一跃而成为"列强"，睥睨了世界......可是中国却是怎样呢？由于失去了帝制这一个中心，所以才群雄割据，各自争取地盘，才一天不如一天地成了群龙无首、军阀混战的局面。
这是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则是在我左右的那些饱读孔孟之书的老古董，如郑孝胥等老古董就曾对我说过："你要知道，要想复辟，必须先有实力，可是我们现在呢？没有一丝一毫的实力可言！得怎样办呢？那么，就先必须依靠外援，借它们的实力才行。而列强中的日本，既是我们的近邻，况且又是一个强大的君主制的国家，它的武装力量，又是强大异常，特别是它平素又对我们抱有相当的好感，这是绝好的外援，我们不依靠它还有谁能依靠呢......"像是这种和日本帝国主义首相田中义一那篇臭气冲天的所谓"上奏"有同样格调的议论，在当时听入我的耳中，却是觉得言之有理而点头称赞的。于是，在我那充满头脑的反动统治思想中，既从日本帝国主义方面，不时地送来别有用心的煽动言辞，更从我那些"左股右肱"之中，经常不断地在我耳旁，吹出这样的反动谬论，我于是一天一天地越发堕入到不可救药的病势当中了。
我还记得，在一九二八年日本帝国主义因为北伐革命战争的节节胜利，为要挽救北洋军阀面临崩溃的命运，遂浑水摸鱼地派出了侵略军白占了我国的山东济南。不久，驻天津的日本军司令官借着这个机会，特意使司令部的参谋，到我这里来，对我做了一阵胡吹乱嗙，如日本武装力量的如何强大，中国军队的如何不值得一击，等等。我在当时，并没有对日寇侵占了我国的领土，屠杀奴役了我国的人民而感到一个中国人所应有的愤怒，反倒使我对日寇越发生出一种崇敬和畏惧的心情，认为日本军国主义确是了不起，而我中国军队确是脆弱无能。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想要借机进一步向我做夸大宣传，想要使我从思想上拜倒在"唯武器论"的压力下的用意所在。
再拿当时的我说，正是由于我所中的封建专制毒素过深，更由于在我身边的那帮老反动家伙经常在我耳边嘀嘀咕咕地煽风纵火，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见缝便下蛆，所以我就完全当上了"唯武器论"的俘虏。起初是由于百年以来的祖传民族自卑感，使我对帝国主义列强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恐怖心理，于是就由盲目的恐怖变成了漠然的艳羡，更由于羡慕变成了崇拜，崇拜又变成了想要勾结利用它的政治野心。这种野心和我那朝思暮想的清朝复辟结合起来，于是养成了我那卖身投靠在所不惜的罪恶思想。从此便给我想要勾结日本和它想利用我的"同恶相济"方面打开了道路。
总而言之，封建统治者，确是和帝国主义有着"亲戚"的关系，即使在封建末期和资本主义初期，曾有过尖锐的矛盾冲突，但是在封建势力垮台，人民力量起来后，它们在反对社会历史向前发展上，在这一点上是会联合起来向人民进攻的。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是在所谓"天皇制"的罪恶龙骨上，架起来的罪恶温床，所以对我这个封建余孽头子，更是有着易于互相吸引的地方，尤其是我在天津的这段时期，更是我加速往罪恶的泥沼里爬的一段捷径。
<h3>三、和军阀、政客的微妙关系</h3>
从前我国有一句"物以类聚，人以群居"的古话。就以我在天津时代，和那帮台上台下的军阀政客互相往来的勾搭一事来看，就可以知道这句古老谚语，确是有它的一番逻辑的。
我在当时，本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封建余孽大头目，自作自受的缘故，不敢再在自己生身故乡的北京住下去，而成为一个藏在日本帝国主义阴影下的隐蔽人物，长年过着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和自己祖国同胞公然见面的阴暗生活。照常理来想，前清的退位皇帝是应该和中华民国的军阀政客有着"冰炭不能相容"的严重矛盾才对。固然那些军阀和政客在其中也有的是已经被人打下擂台的"落魄好汉"，但其中也正有不少是在当时政治舞台上出名的角色，像是这样的人物，怎能又和我发生微妙的关系呢？结论就是反动阶级本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关系。
例如张作霖和我的"三角关系"。
在一天夜间，在我岳父荣源和张作霖的亲信----阎泽溥的介绍下，我曾到天津"曹家花园"去见张作霖。张当即走出房门来迎接我。当他走近我的时候，没承想他居然跪在地上向我大磕其头。对他的这种态度，在当时我还认为他是不肯忘旧，颇堪嘉许哩！进入屋内以后，我曾和他谈了半天话。他不但对我当时的生活很表示关心的样子，并且还对冯玉祥的令我出宫，表示了很不以为然。然后更用一种略带责怪的口气问我，在我出宫之后，他便带兵到了北京，在那时已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保护我的安全，为什么我还要逃到日本公使馆去？还说，我如果愿意到"奉天"（沈阳）去住的话，他可以负责保护我，并且是异常欢迎的。他还说可以让我住在"奉天故宫"内，最后还赠给我数万元，说是为了补充我的生活费用。
我在当时，也只能是点着头听他来说，并且也顺口搭音地对他做了一番恭维。当我告辞时，他又亲自送我出了大门。当我临上车的时候，他还义形于色地对我说：
"在日本租界内，如果日本鬼子对您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您只管告诉我，我自会去对付他们！"
当他说出了这样的话时，我更是只能含糊其词地唯唯答应而已，因为"保护"我前来的日本便衣警察就站在我的汽车门旁边，张所说的话，当然全都听到他的耳中。
当我回日本租界时，张还特意派出一些卫兵，分乘汽车护送我到了租界的边缘才回去。
后来，果然当时的日本驻津总领事有田八郎便饱含"醋意"地对我这次访问张作霖，提出了口头抗议。当然他不能从正面来责难我，只能是表示：我到"中国地"去见张作霖，他对此不能满意，并且还对准了我的弱点而威胁我说，如果今后再这样随随便便到"中国地"去，他将无法再尽"保护"之责。
我还能有什么话可说，只能是向他道歉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