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 永远不要停止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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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位比较早打来电话的是艾伯托·萨拉查(Alberto Salazar),他连续三次穿着耐克鞋赢得纽约马拉松比赛,是一名非常有竞争力的长跑运动员。一直以来我非常喜欢他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关心。
他现在是一名教练了,最近带着几个他的选手去比弗顿。他们简单地练习了一下,站在罗纳尔多体育场的中央,有人转过身,看到艾伯托躺在地上,气喘吁吁。他心脏病复发了,晕死过去大约15分钟;当医护人员把他抢救过来,立刻把他送到圣文森医院(St.Vincent's)。
我十分了解那家医院。我的儿子特拉维斯在那里出生,在父亲去世27年后,我的母亲也在那里去世。父亲人生的最后6个月,我带着他去长途旅行。为了弄清楚他是否以我为傲,为了向他展示我很为他感到自豪,我们一起环游了世界,每去一个城市都会去耐克看看。每次看到Swoosh时,他的眼睛都会闪闪发光。他曾经对我的不耐烦,曾经对我的疯狂想法的不满,一切都逐渐烟消云散了。虽然已经过去了很久,但是这段经历让我记忆深刻。
自古以来,所有的父亲与儿子都是一样的。阿诺德·帕尔默(Arnold Palmer)曾经在大师赛上向我吐露心声:"我的爸爸曾竭尽全力阻止我成为一名专业高尔夫球选手。"我笑着说:"真想不到。"
我专门去圣文森医院看望了艾伯托,走在医院大厅里,我努力不让自己想起父母。我感觉他们就在我手边,就在我耳边。我知道,父母之间关系有点紧张。但是就像冰山一样,底下隐藏着更多。在克莱伯恩大街的房子里,因为他们对儿女的爱,这种紧张关系有所缓解,平和理智常常占据主导地位。爱不用言语,不用展示,但是一直都在。我的妹妹们和我自小就知道父母虽然并不相似,和我们也不大一样,但是却非常关心我们。这就是父母留给我们的遗产,这就是他们永恒的胜利。
我走到心脏病房,在门上看到了熟悉的指示牌:闲人免进。我走过指示牌,穿过大门,走到大厅尽头,找到艾伯托的病房。他从枕头上抬起头,露出一个痛苦的微笑。我拍了拍他的胳膊,我们聊得很开心。然后我发现他脸色有点不大好。"下次再来看你。"当我说完这句话时,他伸出手来,抓住我的手。"如果我有什么不测,"他说道,"答应我你会帮我照顾盖伦(Galen)。"
盖伦是他手下的运动员,他一直在指导盖伦训练,对他来说盖伦就像是儿子。
我知道了,哦,我知道了。
"当然,"我说道,"当然,盖伦包在我身上。"
我走出病房,再也听不到机器的哔哔声、护士们的谈笑声以及病人们呻吟的声音。我想起了这么一句话:"这只是生意。"这绝不只是生意,将来也绝不会。如果这演变成只是生意的话,这说明生意真的做得很糟糕。
我们必须要做得更好
"该睡觉了。"佩妮边说边收起了她的针线。
"好的,"我告诉她,"我这就来。"
我一直在想电影《遗愿清单》中的一句台词:"你在衡量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在衡量你。"我忘了是尼科尔森还是弗里曼说的了。这句台词说得很对,非常对。正是这句话让我去了东京,去了日商岩井的办公室,我不久前还拜访过那里。电话响了。"找你的。"日本前台说道。他把电话递给我。电话那头是迈克尔·约翰逊(Michael Johnson),他曾三次获得金牌,是200米和400米短跑比赛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他取得这些成就时,穿的都是耐克。他当时恰好也在东京。"我们一起吃个晚饭?"他问。
我有点受宠若惊。但是我告诉他不行,因为日商岩井要宴请我。我邀请他一起参加晚宴。几个小时后,我们一起坐在地板上,桌子上放着日本涮锅,互相用日本米酒一杯接一杯地敬酒。我们大笑、欢呼、碰杯,有某种东西在我们之间穿过,与我和大多数共事的运动员之间的一样,一种移情,一种友情,一种人脉。它非常短暂,但是经常发生,我知道这就是我1962年环游世界时想找寻的东西。
忘记自己才能真正看清自己。我家就是你家。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模子或形式的统一,这就是我所见过的每个人都在追求的。
我想起那些没有走这么远的人。鲍尔曼于1999年圣诞前夜在化石镇过世。他已经回到了故乡,这也和我们一直想的一样。他仍然拥有校园山上原来的房子,但是他决定放弃那里,和鲍尔曼夫人一起住到化石镇的养老院。他需要回到开始的地方,他曾经告诉过别人这一点吗?或者他一直把这个想法埋藏在了心里?
我记得上大二的时候,我们学校和华盛顿州立大学在普尔曼(Pullman)有场对抗赛。鲍尔曼让大巴车司机绕道化石镇,以便可以向我们炫耀。当我听到他躺在床上长眠不醒时,立刻就会想起大二时的事情。
这个消息是贾卡打电话告诉我的。我当时正在看报纸,圣诞树一闪一闪的。人很奇怪总会把某些时刻的细枝末节都记得清清楚楚。我拿着电话突然像窒息了一样。"我一会儿再打给你。"然后我走到楼上的小书斋,打开所有的灯,闭上眼睛,脑海中回放着无数个画面,包括很久之前在都市大酒店的那次午餐。
成交?
成交。
过了整整一个小时,我才下楼。那个晚上我没有用面巾纸,而是把一条毛巾搭在肩膀上。这个举动是我从另外一位挚爱的教练约翰·汤姆逊身上学会的。
1993年,斯特拉瑟也突然因为心脏病复发过世了。他还如此年轻,真是一个悲剧。更糟糕的是,我们之前闹翻了。斯特拉瑟帮助我们签下了乔丹,帮助我们创立了乔丹这个品牌,并为鲁迪的气垫鞋四处奔波。乔丹气垫鞋改变了耐克,把我们提升到了新高度,但是这也让斯特拉瑟有所改变。他觉得自己不需要听命于任何人,也包括我,特别是我。我们发生了好几次冲突,最后他辞职了。
如果他只是辞职还好,但他随后去了阿迪达斯。这是让人无法忍受的背叛。我永远不会原谅他(我很开心骄傲地雇用了他的女儿艾弗里。她22岁加盟耐克,专门从事特别活动,据说很有潜力。看到她的名字出现在公司名录上,我感到很幸运、很开心)。我希望能和斯特拉瑟在他死之前冰释前嫌,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我们都生来就有很强的竞争意识,我们都不太擅长宽恕。对于我俩来说,背叛就好比加强版的氪星石一样。
当耐克的海外工厂(即所谓的"血汗工厂")出现了各种状况时,我感觉到了相同的背叛感。记者说一家工厂的工人很不满,但是却从不提工厂的现状要比刚和我们合作时好许多。这些记者也不提我们与工厂合作做了多少努力,为的是让工厂更加安全、整洁。他们不会说这些工厂根本不属于我们,我们只是租了场地,是很多承租人中的一个。这些记者只是做了简单的调查,然后发现一位工人在抱怨环境,他们就利用那位工人来诽谤我们,而且只有我们,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可以获得巨大的关注。
当然,我对危机的处理只会让它更糟。一旦我感到气愤、受伤,我常常用自以为是、狂怒暴躁来应对。在某种程度上,我自己也知道我的反应非常不利于解决事情,而且常常适得其反,但是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当你自认为在创造工作机会,帮助贫穷国家实现现代化,让运动员能够创造辉煌,某天醒来却发现有人在你家乡的零售旗舰店外焚烧你的肖像,这个时候想要保持平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公司的反应和我一样,非常情绪化。每个人都晕晕乎乎的。深夜,你会看到比弗顿总部所有灯都打开了,在很多会议室和办公室里正在上演真诚的自我反省。我们知道多数指责都是不公正的,耐克并不是真正的犯人,它只是一个象征、一只替罪羊。然而,这些都无关紧要了。我不得不承认: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告诉自己:我们必须要做得更好!
然后我们告诉全世界:等着瞧吧,我们会让我们的工厂成为大家的光辉榜样。
丛林中的能手
我们做到了。在虚假报道和骇人听闻的揭露之后的10年内,我们已经利用这次危机彻底改造了整个公司。
例如,制鞋厂工作条件最差的部分就是橡胶房,也就是把鞋帮和鞋底粘在一起的地方。那里散发的废气让人喘不上气,具有毒性,而且还会致癌。我们发明了一种不会产生废气的水性黏合剂,从而消除了空气中97%的致癌物质。我们把这项发明分享给了我们的竞争对手,给了所有需要的人。
他们都用了这项技术,现在几乎所有人都在用这项技术。
这只是许许多多例子中的一个。
我们已经从改革的众矢之的变成了工厂改革运动的主力队员。今天,这些工厂让我们的产品跻身世界前列。联合国一位官员最近这样说道:"耐克是我们衡量服装公司的黄金标准。"
"血汗工厂"危机还衍生出了"女孩效应"。耐克付出了巨大心血来打破世界最荒凉地区贫穷的世代循环。与联合国、其他公司和政府合作者一起,大家计划投入数千万美元用于一项明智但艰难的全球运动,让年轻女孩能够接受教育、改善生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更别提我们的内心,都告诉我们在很多国家年轻女孩在经济方面最容易处于弱势的地位,这是经过人口统计学仔细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因此,帮助她们就是帮助所有人。无论是努力结束埃塞俄比亚的童婚,或者在尼日利亚为年轻女孩打造安全空间,还是开办一家杂志和广播节目,向年轻的卢旺达人传播强有力而鼓舞人心的消息,"女孩效应"正在改变上百万人的生活。我每年、每月、每天最好的时光,就是从活动前线收到热情洋溢的捷报的时候。
我愿意做任何事来回到过去,重新做出不同的决定,那些可能会避免"血汗工厂"危机爆发的决定。但是我不否认,这场危机在耐克内部和外部都引发了不可思议的改变。对于这一点,我必须心怀感激。
当然,工资的问题一直都存在。第三世界国家工人的工资相较于美国人来说低得不可思议,这一点我理解。但是,我们在每个国家和经济体的范围和体系内运营,所以不能随心所欲地付薪水。在某一个国家,这里就不具体说哪里了,当我们想提高工资时,却受到了斥责,被传唤到某政府高官的办公室,要求我们停止。我们破坏了这个国家的经济系统,高官说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他坚持道,也是不合理的,制鞋工人的工资竟然比医师的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