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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她们让我活了下来。"褚时健每次说起这事，都这么说。
马静芬看了信，什么也没想，立即动手开始收拾行李，然后抱起女儿，出门去找车。那时，昆明没有班车前往元江，只能自己找车。她好不容易找到了一辆邮电局送邮件的车，说了无数好话，对方终于答应在后面货箱的小小窗边挪出一点位置，让她们母女俩坐下，一路颠簸就往元江赶。
<h3>尘土里开出花</h3>
妻女的到来的确让褚时健多出了许多对生活的期望，一个人时，每每想到自己的际遇，心里总有些脆弱的时候。
1959年夏天，一家人已经分开半年了，马静芬接到褚时健难得的长信，里面谈到自己在农场的生活，说到某某的老婆到农场来看望了丈夫，又谈到董学龙已经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但妻子已经带着孩子另嫁他人。大家没想到董学龙这么快就平反了，可惜再也无法和妻子女儿团聚，一家四口搂在一起哭得很伤心......最后，褚时健写道："你要不要来农场看看？"
他记得马静芬来后，有一次两人一起走过公路到别的村子办事。经过公路道班的房子时，马静芬盯着看了好久，对褚时健说："这辈子要是能到道班来工作就好了，到时能给我们这样一间房子吧？"褚时健点头："嗯，能住这样的房子，那真是顶呱呱了。"其实道班的房子都是临时建的，出了名的简陋，但对于住着四面透风漏雨房子的他们来说，那间粗糙的砖瓦房都是一种奢望。
马静芬就这么在昆明过着寡淡无味的贫困生活，她有时也说不清未来会怎么样，丈夫在农场的情况，也只能通过书信里的点滴了解到，但她知道，人在书信里大都报喜不报忧。她在农村工作过，想象得到那里的艰苦程度。
不仅房子住得不安生，吃饭也成问题。1959年到1960年，正是全国上下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农场所有人都是吃大食堂，不准自己开火。食堂能提供的，到了1959年，基本都是稀饭为主。有时粮食实在跟不上，每人只能定量一勺或者半勺，"右派"们很多都得了水肿病。
她还必须考虑自己和女儿的生活。丈夫褚时健被下放到了农场，收入剧减，一个月只有22.8元的工资，7元伙食费上交农场，留3元零花钱，剩下的都寄给马静芬。对于马静芬、褚映群和马静芬母亲在昆明的生活来说，这十来块钱只能勉强糊口。所以她必须找工作。还在床上躺着休息的时候，家里人就帮她从外面接街道编织合作社的织毛线活儿给她做，织一天也就几毛钱工钱。但也还是要织，不然连几毛钱都没有了。等到身体稍好一些，马静芬就申请到附近街道的一家毛巾厂去做工，说是工厂，其实是规模很小的合作社。厂里安排马静芬做了产品保管员。马静芬心里还是有些开心的，因为总算有了一份固定的收入，只是每天上班赶公交时她都得抱着女儿，实在太累了。女儿没人带，走哪儿她都自己带着，好在那时的工厂管理不严，职工带个孩子上班，领导也当没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