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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国企，党委书记和厂长之间的故事大概都足以写一部斗心小说。1979年7月中央开始对国企进行改革，一定程度上对企业领导放权，主要就是对厂长放权。但"党领导一切"，党委书记的权力完全不能忽视，所以在工厂里，最终决定权一直是个问题。政府领导对这种矛盾大都是语焉不详、模糊处理，所谓的为了平衡关系，但最终让矛盾累积而激化。
炮派和八派开始慢慢消停，但党委书记的问题却越来越明显。
褚时健遇到的这位党委书记搭档就是一位对权力非常在意、对生产毫无兴趣的领导。褚时健到了工厂后，他明显感觉到了褚时健的强势作风。大概感觉到权力越来越不在自己手里，这位林姓党委书记先是在工厂逃避所有矛盾冲突。甚至在一次因为调资，工人把厂领导的办公室包围起来的时候，这位书记端着茶杯一走了之：你们找褚厂长。
褚时健一进工厂就摆出了姿态：我是来做事的。他不因为要保全职位而讨好搭档或工人。邱建康一次看见一个向来无能的车间主任在路上向褚时健汇报工作，因为言之无物，褚时健根本不回应，边走边听，最后停下来严肃地对那位车间主任说：啰唆半天，你没有一句重点，你回去好好研究业务后再来找我。这一幕让邱建康很受触动：这厂长太不一样。
褚时健最开始认为党委书记只是明哲保身，直到一天他知道书记不干工作的时候，大把闲余时间都用来组织材料告自己，而且已经罗列了几条诸如褚时健霸道、褚时健管理工人不当之类的罪名，要求地委撤下时，褚时健才知道党委书记还有不磊落的不良作风。马静芬形容褚时健只知道整天埋头工作，有人拿榔头敲他一下他才知道抬起头来：谁刚才打我？
"强人"、"强势"，这是当时也在车间做技术员的邱建康对褚时健的评价。见惯了和稀泥、不干实事的领导，褚时健的凌厉利落之风给一帮有心的，尤其是能干的工人以深刻的印象。邱建康说，当时就觉得这个厂长要干点事情出来。
林姓党委书记的做法让褚时健很愤怒。他虽然知道自己迟早要把这些只管闲事不干活儿的人清理出工厂，但他不知道党委书记竟然恶人先告状。
他在厂里召开了一次全员会议，告诫厂里的人：那种10年"文化大革命"养成的不遵守纪律的作风，我第一次可以不怪你们，但不能一而再。必须改掉这些不良的工作作风，否则我要追究。
褚时健的反击方式和党委书记不一样，他跑到地委，找到书记胡良恕直截了当："他干，我走。要我干，他必须走。"
褚时健知道，这是胡良恕书记和自己的协议开始起作用了。
最后，林姓党委书记被调走，地委派出了一位与褚时健早年就相识的老专员出任烟厂党委书记。褚时健在调换党委书记的过程中，对领导班子进行了大调整，稳定了队伍，基本统一了领导班子的意见。
副厂长呆住了，以前的局面不是这样的呀？这位黑脸厂长到底属于什么情况？他跑到地委向自己相熟的领导，早年也属于炮派的人告状，没想到对方也劈头盖脸骂了他一顿："不看看什么时候了？以后配合好褚时健就行了！"
<h3>调薪风波</h3>
从1979年开始，我国国企改革的步伐加快，"松绑"成为那时候对国企改革形象的描述。一方面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管控逐渐放松，另一方面逐渐增加了国有企业职工的待遇。政策红利延伸到了玉溪卷烟厂，根据调薪文件的规定，玉溪卷烟厂的调薪名额为40%，也就是说将近一半的人要涨工资了。
能够想象，一个12人、分成两派的领导班子会是怎样互相拆台，"文革"的影响还在这里遗留，斗争气息严重。总之炮派的意见，八派就是不同意；八派做的事情，炮派坚决不配合。褚时健的工作刚刚开始，并没有考虑太多两派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次，因为车间开始上过滤嘴的项目，有车间专门负责用金粉给烟嘴打上钢印，但有四个炮派的工人就是不去上班，理由是：金粉对人身体有害，并且让车间主任去找八派的人来干活儿。这明显就是故意旷工，但因为这四个工人与一位副厂长同属"文革"时期的炮派，很是肆无忌惮。车间主任缺人干活儿，到办公室来给褚时健汇报，褚时健火了："你叫人先去顶岗，到月底发工资，你记住不要发这几个的。"到了月底，四个工人来找褚时健：为什么不发我们工资？褚时健回答说："除了不发工资，奖金也不发，这是惩罚你们旷工。"这几个工人转头就去找副厂长。以前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都因为上级领导考虑派系斗争，为平衡关系，稀里糊涂就过去了。这几个工人没想到，副厂长刚走进褚时健办公室，刚一开口，褚时健就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听着，到底是什么情况你我都清楚。我告诉你，你要支持他们在工厂作乱，我就先把你这个副厂长撤了，你信不信？"
消息一传开，烟厂一片沸腾，大家都很兴奋。因为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几乎所有的国营单位一直没涨过工资。不过，问题也随之出现了，涨薪名额成为一件棘手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