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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大营街</h3>
2001年，褚时健在狱中晕倒数次，最厉害的一次是5月间，他前几分钟还在厨房里帮着做菜做饭，后一分钟猛一站起来，立即天旋地转，晕倒在地。医院检查出他的糖尿病已经到了严重阶段。"我以为我都不行了。"褚时健说。他一个月内瘦了七八斤，如果继续在狱中，恐怕病情只会加重。
在医生的建议下，褚时健保外就医。5月15日，他离开监狱，回到玉溪家中与马静芬重聚。
家中已物是人非，褚时健觉得离开家远不止四年多这么一点时间。
从回来的第一天开始，褚时健的家又开始宾客盈庭，热闹情状比他任烟厂厂长时更甚。他虽然更希望安静休息和治疗，但新朋旧识们的到来也给了他另一层安慰：他并不是人走茶凉。到了人生如斯境地，还有人记挂他关心他，之前四年间的所谓争议、审判，他觉得都可以消解了。
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派了一个司机和私人保健医生照顾他，司机还是以前的张启学，这让褚时健很安慰，人老了，故交更让人踏实。在病情稳定下来后他就让集团把保健医生取消了，因为他觉得既然都已经回到家，身体的事情慢慢养着，不必浪费公司的一份人力。
有时候想想，褚时健一辈子都在云南的小地方生活工作，以他的才能，身处任何一个大的环境和背景，应该更能做一番大事业。但是，小地方给了他很好的回报，在新平的糖厂和玉溪卷烟厂阶段，因为山高地远，政治氛围并没有那么浓重，以他直率的个性，还可以有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全力施展他的经营之才；到了人生低谷期，小地方固有的温暖人情、仗义扶弱又给了他极大安慰。褚时健注定和玉溪有着不解之缘。
任新民在褚时健回玉溪后就希望他们搬离烟厂的旧居，到5公里外的大营街去居住，一来他和家人可以就近照顾褚时健和马静芬，二来也可以远离市中心----那里无论是人和物的环境，都太嘈杂了，对于刚刚走出风浪期的褚时健，并不是一个好的居住环境。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营街在任新民的带领下，已经成为富裕安定的"云南第一村"，而这，都来源于褚时健时期玉溪卷烟厂的扶持。任新民觉得邀请褚时健到大营街度过人生晚年，是对褚时健最好的回报。
早年任新民任大队支书，带领大营街大队的建筑队给玉溪卷烟厂修宿舍时，因为保证质量，时间上也快速，让褚时健很是欣赏。他带着建筑队给玉溪卷烟厂修了7年的房子，褚时健对任新民的评价是："认真负责，做事踏踏实实，聪明用到实处。"任新民对褚时健的评价是："做事公正、干脆，实实在在，特别有能力，对玉溪对云南贡献很大，称得上民族英雄。"
大营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是出了名的贫穷，因为人多地少，人均尚不足三分地，玉溪当地人都知道大营街有五难：吃粮难、喝水难、住房难、行路难、娶媳妇难。"文革"结束，任新民做了大队支书，带着村民们出外打工，情况好了好多。特别是帮玉溪卷烟厂做了几年基建后，大营街的经济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
大营街真正富起来是在1986年后。在此之前一直用串换的方式得到优质制烟辅料的褚时健想在玉溪本地扶持一些厂家生产辅料，一来烟厂可以更便利地得到辅料，近距离控制质量，二来也能扶持一些本地企业。玉溪卷烟厂需要的辅料量很大，对于任何辅料生产厂家来说，它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米饭班主。因为对任新民的信任，褚时健当时在大营街的三个村扶持了滤嘴棒厂、水松纸厂和铝箔纸厂。玉溪卷烟厂在飞速发展的同时，其固定业务也提携着大营街大踏步向前。在90年代初期，大营街又发展起了家具厂、铜材厂等大型乡镇企业。到1995年，大营街乡镇企业总产值超过了10亿元，成为云南省村一级行政区划中产值过亿的第一个村。
因为富裕，任新民在大营街建立起了"理想国"。大营街的幼儿进入幼儿园吃住都免费，每年春夏秋冬免费发给四套衣服。学生进入中学、中专、大学都会给予奖励。住房方面，大营街的民房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施工、统一分配、统一管理的"五统"政策，人均居住面积达到50平方米。而且在大营街，职工54岁就可以退休领取退休金，最高可达11000多元，每月还可以领取150~500元的养老金。
任新民一直说，大营街发展得这么好，只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家政策好，另一个就是因为有褚时健。于任新民而言，褚时健不仅是大营街的恩人，还是与他个人一直互相欣赏的忘年交。外界一直说任新民是褚时健的干儿子，他从来不主动去说明。在他看来，褚时健出手扶持，让大营街改天换地，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干儿子"的身份实在过于简单了些。"以前他在烟厂，要报答他的人太多，他也不需要。他遇到了难处，正是我们表达心意的时候。"任新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