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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本书的著成，哪怕是一本字数不多的书，也不是一个人能够全部承担的。在过去的25年间，让我感到幸运的是，有两位助手一直帮我把每次的演讲稿和文字材料都变得清晰流畅。我发现自己要和越来越多的听众进行交流。幸运的是，自1981年以来，约翰·怀特一直担任着我的行政助理，也是我在事业上的好帮手。约翰·怀特驾驭文字的能力极强，且善于断事。这么多年来，他都是我的智囊，也帮我修改、润色了很多稿件。
戴维·布隆奎斯特学富五车，这些年来一直都在帮我把我的想法梳理成简单流畅的文字，在这一过程中他花了很多心血。当我思路混乱的时候，戴维·布隆奎斯特都会帮我理清思绪，并根据听众的不同特点整理成有针对性的演讲稿。
尼尔·奥多德是《爱尔兰裔美国人》杂志和《爱尔兰之声》杂志的创刊人之一，也是这两份杂志的发行人。尼尔·奥多德是人们公认的推进北爱尔兰和平进程中的重要角色，也是我的密友。他拥有记者独到的灵敏嗅觉，发掘出我的很多闪光点，从而促成了这本书和其他出版物的面世。
这本书尽管内容不长，但是如果没有阿德里安·扎克海姆和考特尼·扬两人的坚定支持，也是很难和读者见面的。阿德里安·扎克海姆是组合（Portfolio）出版社的创始人和发行商；考特尼·扬作为这本书英文原版的责任编辑，提出了很多颇有见地的问题，给出的建议对于提高书稿的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英国著名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在代表作《尤利西斯》中写道，“我在人生路上的相逢者也塑造了我自己”。这一说法用在我身上尤为准确。我在早年受自己母亲维罗妮卡和父亲利奥的影响很大。我的母亲热爱音乐和绘画。在她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我也从小就热爱艺术和文学。我的父亲尽管经历了多次家庭变故，但对于生活依然是满腔热情，实现了事业上的目标，并把诚信当成有意义的人生的首要标尺。
在这些年里，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和很多精英一起合作，包括保罗·加拉格尔（帕克斯顿和加拉格尔公司的创始人）、克拉克·斯旺森和吉尔伯特·斯旺森、查尔斯·邓肯、卢克·史密斯、保罗·奥斯汀、郭思达、赫伯特·艾伦、巴里·迪勒、杰克·韦尔奇以及吉米·威廉斯等人。
可口可乐公司的创始人罗伯特·伍德拉夫把我带入了这个公司大家庭。能和他一起度过一些时光，我感到很荣幸。
我和沃伦·巴菲特第一次碰面是在20世纪60年代，当年我在奥马哈买了一幢房子，刚好在巴菲特家对面。我俩之间这么久的交情已经够写一本书的。能成为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董事，是一种殊荣。大家对巴菲特的了解已经很多了，我还有什么鲜为人知的内容可以补充呢？我想说的是，他是一个很适合做挚友的人，也是投资界中的顶级大师。巴菲特是全世界最擅长化繁为简的人。任何复杂的经济理论或是商业难题经过他大脑的加工，就能被言简意赅地解释透彻。巴菲特是每个人心目中的偶像，也是我的偶像。
1993年4月14日，我从可口可乐公司退休。退休的第二天，赫伯特·艾伦就邀请我担任艾伦公司的非执行董事长。实话实说，赫伯特·艾伦是我所见过的最优秀的人。他兼具智慧和魄力，能够宽容待人，对社会面临的挑战也很关切，而且智谋过人。我刚加入艾伦公司的时候，他以为我只会在那里待上一两年，但是14年之后我依然没有离开这家公司。他对我很有吸引力。我的头衔看起来很大，但要承担的工作职责并不多。我人生的很多时间都是在这个家族企业里度过的。能成为赫伯特·艾伦的朋友和商业伙伴，并同他的儿子和出色的团队成员合作，我感到很兴奋。
在人生路上，你可能会偶遇某位对你影响巨大的导师。对我而言，这个人就是圣母大学的名誉校长特德·赫斯伯格神父。特德·赫斯伯格神父身兼数职，既是一位牧师，又是一位教育家，也是一位公务员。他担任过6位总统的顾问，三次担任特别大使，担任圣母大学的校长一职长达35年之久，也担任过哈佛大学监事会主席，《时代周刊》把他称为最受尊敬的美国人之一。他是我和家人非常敬重的良师益友。
最后，我想说的是，能和太太米琪共同走过50多年的岁月是一种幸福。而同6个孩子、他们的爱人和18个孙子共度的很多美好时光，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无限的阳光。我的人生真可以说是一段精彩的旅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