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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原因，比如我们在经济学中经常看到的，不同于“贪婪”“剥削”“乱要价”“歧视”等意向原因，并不是公众的一种情感宣泄，也不是媒体和政治家演出的一场道德情景剧。从个人意向方面来解释因果关系可能是自然的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经验的个人或是发展不太成熟的社会往往会先从这一方面来解释。人类花费了几个世纪，才使表现为自然迷信的意向性解释让位于基于科学的系统性解释。然而，我们尚不清楚是否也需要花费那么长的时间，才能使经济学基本原理取代人们用意向原因来解释系统性结果的自然倾向。
复杂性与因果关系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不复杂，但是人们总是不愿接受与他们长期珍视的信念相悖的分析结果，而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过度简化”使得经济学容易学习也容易遗忘。对简单事实的回避，通常要比这些事实本身复杂得多。同样，复杂的结果也不一定就自然而然存在复杂的原因，一些非常简单的事情很可能会产生非常复杂的结果。例如，地球的地轴是倾斜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会导致植物、动物、人类以及无生命物（像洋流、天气变化、昼夜长度变化）发生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反应。
如果地球的地轴不是倾斜的<a id="note3" name="160954" href="#footnote3">③</a>，那么世界各地的昼夜全年都是等长的。赤道与极地的气候虽然仍旧不一样，但是任何一个地区冬季与夏季的气候却是一样的。事实上，地球的地轴是倾斜的意味着地球每年围绕太阳公转时，太阳光以不同角度从不同点照射同一个国家，于是引起温度的变化和昼夜长度的变化。
相应的，这些变化又引发植物生长、动物冬眠与迁徙等一系列复杂的生物反应，同时还会引起人类的心理发生变化，而经济也会发生季节性变化。气候变化还会影响洋流，以及飓风出现的频率等诸多自然现象。所有这些复杂的现象都只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地球地轴是倾斜的，而不是垂直的。
总之，复杂的结果既可能是由简单的原因引起的，也可能是由复杂的原因引起的。只有具体的事实才能告诉我们到底是哪一种原因，而<strong>先验</strong>地声明哪些是“过度简化”则并不管用。如果我们从一个解释中得出的结论与事实不匹配，或是它的推理不合逻辑，那么这样的解释就<strong>过度</strong>简化了。但多数情况是，人们想当然地就认为一个解释“过度简化”，而没有去考察它的证据或逻辑。
人们往往在低价格时增加购买，在高价格时减少购买，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了。不管是在房地产市场上，还是在食品、电力或医疗保健市场上，把它和生产者在高价格时增加供给、低价格时减少供给联系在一起，足以让我们预测人们对价格管制的多种复杂反应。此外，我们还可以在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陆和数千年的历史记载中发现人们对此的反应。简单的原因及由此产生的复杂结果，在各个民族和文化中都很常见。
个人理性与系统理性
将因果关系归结于个人因素这种倾向，不仅使人们将市场经济中的价格升高归罪于“贪婪”，而且还使人们指责官僚的“愚昧”是导致政府经济活动出现许多失误的原因。事实上，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失误，都是基于完全理性的行为（<strong>考虑到</strong>负责这些活动的政府官员所面临的<strong>激励</strong>，以及任何一个或一群决策者可获得的知识的内在限制）。
当高层政治领导制定某项政策或制度后，政府官员就会服从当局权威，他们可能会对违背自己的信念感到犹豫，但是不要指望他们指出这些政策和制度会出现的负面影响。带来坏消息的信使往往需要赌上自己的职业，甚至生命。
对政府官员来说，执行某项具体政策可能是理性的；但对整个社会而言，这些政策却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例如，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曾出现采矿设备的极度短缺，但是生产该设备的工厂管理人员却把生产出来的设备存入仓库，而不是把它们运送到急需这些设备的矿场。原因是官方命令要求这些设备必须涂上红色耐油性涂料，但是工厂只有绿色耐油性涂料，没有红色耐油性涂料。而且由于不存在自由市场，工厂很难买到符合规定的涂料。
当时，不服从官方命令是一种重罪。“我可不想坐八年牢。”该厂的管理人员说。
当他把这种情况解释给一名高级官员，并请求批准使用绿色耐油性涂料时，这名官员的回答是：“你要知道，我也不想坐八年牢。”不过，这名高级官员还是发电报给政府部门请求获得批准。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拖延，政府部门最终批准了他的请求，采矿设备也终于运到了矿场。这些人的行为并不愚蠢，他们在面对工作制度设定的激励和约束时，做出了相当理性的反应。在任何一种经济或政治体制中，人们只能在可行的多种备选方案中选择，只不过不同的经济体制提供的备选方案是不同的。
即使在民主政府中，那些在私营部门取得过骄人成绩的杰出人士，被授予政府高官显爵后，也很难再次复制以往的成功。这种情况再次说明，不同制度间的激励和约束是不同的。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斯蒂格勒所说：
一大批成功的商人转而谋求国家政府中的高级行政职位，他们中的许多人——我想应该是大多数——在新的环境中取得的成绩相较以前都要黯淡得多。他们被深谙世故、头脑顽固的下属包围，还要应付不顾他们需求的立法机关，而且他们所在的机构几乎每样东西都被打上了“管不了”的标签。
激励与目标
激励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大多数人比起为其他人谋利益，通常会为了自己的利益付出更多，而激励把这两个目的联系了起来。服务员把食物端到你的桌子上，并不是因为你饿了，而是因为她的薪水和小费有赖于此。苏联的餐馆缺乏这样的激励，服务之差众所周知。未售出的商品堆积在仓库里并不是缺乏自由市场价格机制激励所导致的唯一后果。价格不仅有助于人们决定生产哪种商品，也是配制所有商品和服务，以及分配用于生产这些产品和服务的稀缺资源的一种方式。但是，价格不会创造稀缺性，任何经济体制都需要某种形式的配置方式。
道理虽然很简单，但是许多旨在使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便宜”，或是防止它们“价格过高”的政策和计划，却常常适得其反。但是，过高的价格恰恰限制了每个人的使用量。即使政府法令让人们能够买得起每样东西，也仍然会存在供应不足的情况，甚至比价格过高时的供应更不足。人们将不得不采用其他的方式配制稀缺资源。不管这种方式是政府印发配给券、黑市交易还是抢购，资源配置仍然要进行下去，因为人为地使价格便宜并不会带来更多的总产量。相反，价格上限往往会导致产量减少。
纵观历史，很多一眼看去是人道主义的政策，却因为没能理解价格的作用而事与愿违。无论是在 17 世纪的意大利、18 世纪的印度，还是大革命后的法国、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或是 20 世纪 60 年代一些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试图通过价格管制来保持食品低价格的做法都曾导致饥荒，甚至饿殍遍野。一些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跟东欧的许多国家一样，在价格管制前拥有丰富的食物，甚至能够出口食物，政府计划把它们变成了连自己都养不活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