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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靠卖石油发家致富……他找到了更便宜的方式开采石油。
——约翰·斯托赛尔（John Stossel）
对于经商的人来说，盈利显然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而亏损却是一个噩梦。但是经济学并不是企业管理。从整个经济体系的角度，以及经济学的关注焦点——配置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来看，利润与损失在维持和提高整个人类的生活水平方面，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
基于价格调节的经济能够有效运行，部分是因为商品能够单纯地“听从金钱的指挥”，而生产者却不需要真正知道为什么人们要在这儿买这样东西，在那儿买另一样东西，或者在不同季节购买不同的东西。然而，经商的人不仅要盯着顾客手里的钱，还要关注有多少钱流入原材料、劳动力、电力和其他资源中。密切关注这些进进出出的货币流量，将决定他们是盈利还是亏损。因此，我们不能漫不经心地使用电力、机器或水泥，这种漫不经心的方式曾使苏联每单位产出的投入要比德国或日本多很多。从整个经济体系和消费大众的幸福感来看，亏损的威胁和盈利的前景同等重要。
在市场经济中，当一家企业发现了降低成本的方法，竞争企业除了努力降低成本别无他法。日用百货连锁超市沃尔玛自 1988 年开始销售日用品，日益壮大，到 21 世纪初，它已经是全美国最大的日用品销售商了。它的低成本不仅使顾客受益，而且使其他日用品商店也同样受益。正如《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去年在休斯敦克罗格超市附近，新开了两家沃尔玛连锁超市和一家有竞争力的地区性超市，使得克罗格超市的销售量下降了 10%。该店经理本·巴斯托斯（Ben Bustos）迅速采取行动，大幅度降低价格、削减人工成本，例如采购成品蛋糕而不再由超市自己烘烤，还从供应商那里订购统一规格的色拉。他的员工以前都要花时间来摆放商品，现在成堆运来的水果和蔬菜直接就能亮闪闪地陈列出来。
这些措施帮助本·巴斯托斯先生缩短了员工 30% 到 40% 的工作时间，这在超市开店四年以来尚属首次，并且降低了主要产品的价格，例如谷物、面包、牛奶、鸡蛋和一次性尿布。今年年初，克罗格超市的销售量终于比前年有所上升。
经济更有效率地运行对消费者是有利的，这不仅是因为沃尔玛有能力降低它自己的成本和价格，而且也因为克罗格超市不得不寻找新方法以做到与沃尔玛一样。这个微小的变化会传遍整个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当沃尔玛开始在某个社区销售日用品，这个社区的日用品平均价格就会下降 6% 到 12%”。拥有较低成本的销售商在其他行业引起的相似竞争，往往也会产生相似结果。因此，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中，人们往往有着更高的生活水平。
利 润
在经济学中，利润是最易受到误解的术语。长久以来，社会主义者要么像费边社会主义者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那样，认为利润只不过是“要价过高”（overcharge），要么像卡尔·马克思那样，称其为“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不要跟我谈利润，”印度第一位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警告国内的著名企业家，“这是一个肮脏的词汇。”哲学家约翰·杜威要求“生产首先是为了使用，其次才是利润”。
按照这些观点，利润只是加在产品与服务的固有生产成本之上的不必要的费用，增加的是消费者的成本。当社会主义还只是一个理想主义理论，现实世界还没有任何具体实例的时候，它包含的一个伟大诉求就是试图消除这些所谓的不必要的费用，使人们特别是低收入人群能够买得起各类商品。当社会主义从理论转化为世界各国的实际经济制度之后，人们发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数人都可以轻松购买并视为理所当然的很多产品，在不少社会主义国家中却很难见到。
从理论上来说，消除利润，价格应该更低；相应地，群众的生活水平应该更高。为什么现实中却不是这样呢？
利润是一种激励
让我们再回到起点。在市场经济中，对盈利的渴望和来自亏损的威胁迫使企业主以最低的成本进行生产，并出售消费者最愿意购买的商品。计划经济下，由于缺少这些压力，企业管理者也就很少有动力在既定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提高效率，更不用说要他们跟上不断变化的形势并快速地做出反应了，而在市场经济下，企业如果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这样做。
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曾说过，他们国家的企业管理者“像魔鬼躲避香火一样”回避创新。考虑到国有和政府控制的企业面临的激励，如果企业采用的新方法或新产品成功了，他们也获得不了什么利润，而如果失败了，管理人员则会丢掉工作或更糟。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为什么还要出头采用新方法或新产品呢？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企业失败常常等同于蓄意破坏，并会相应地受到惩罚。
印度在刚独立的时候也实行过温和的计划经济。当时，对于那些受国家保护的企业而言，创新是绝对没有必要的，汽车制造业就是这样。直到 1991 年印度开始放开市场，该国最受欢迎的汽车还是印度斯坦汽车公司生产的“印度大使”汽车，一眼就能看出来抄袭了英国奥克斯福特汽车。不仅如此，即使已经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学人》杂志指出“印度大使”汽车不过是“20 世纪 50 年代的奥克斯福特汽车的升级版本”。伦敦当地报纸《独立报》（<cite>The Independent</cite>）报道说：“多年来，‘印度大使’汽车在印度一直因为制动性能差、难以操控及容易引发令人担忧的交通事故而声名狼藉。”然而，仍然有很多人排队购买“印度大使”汽车，甚至愿意为此等上数月到数年，因为国家不允许进口外国汽车与之竞争。
在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激励却起着相反的作用。即使是最赚钱的企业，如果它不能做到持续创新以防止被竞争对手赶超，也会失去自己的市场。例如，IBM 是计算机制造领域的领先者，它在 1944 年率先制造了一台计算机模型，占地 3,000 立方英尺（1 英尺=0.304,8 米）。但是，到 20 世纪 70 年代，英特尔研发出了只有指甲大小，性能却一样的计算机芯片。此后英特尔仍然不断以指数级速度来改进芯片，而它的竞争对手如美国超微半导体公司（AMD）、赛瑞克斯（Cyrix）及其他竞争对手也不断地在技术上赶超。英特尔不止一次巨资投入芯片的改进研发，甚至一度令公司陷入财务危机。但是，如果不这样做，就会被竞争对手赶超，这才是威胁英特尔生存的最大风险。
尽管英特尔一直在世界计算机芯片销售中占据领先地位，但是来自 AMD 的不断竞争激励着这两家公司持续地热衷于创新，正如《经济学人》在 2007 年报道的那样：
在芯片设计上，AMD 也曾有那么一段时间超过了英特尔，它发明了一种聪明的方法，使芯片在 32 位和 64 位两个主干上都能处理数据，而英特尔在 2004 年也不得不采用该方法。2005 年，AMD 推出了一款能够在双“核”（芯片的大脑）之间拆分数值计算的处理器，这大大提高了性能，并减少了能耗。但是英特尔以自己设计的双核处理器予以强力反击。第二年，英特尔推出了一个硅片上就有八核的新芯片，又领先 AMD 至少一年。
虽然这种技术竞争对消费者能够带来好处，但是对英特尔和 AMD 都造成了重大且非常痛苦的经济影响。后者在 2002 年损失了 10 亿多美元，股票市值损失了 4/5。四年后，英特尔的股票价格在短短三个月内就下跌了 20%，利润下降了 57%，并宣布裁减 1,000 名管理者，而当年 AMD 的利润增长了 53%。发生这种惨烈竞争的行业中，英特尔销售的计算机芯片占全世界市场的 80% 还多。
总之，在自由市场上，即使是企业巨头之间，在创新上的竞争也非常惨烈，就像为抢占微型芯片市场份额而展开的拉锯战那样。耶鲁大学管理学院主任把计算机芯片行业描述为“一个处于不断骚动中的行业”，而英特尔首席执行官也写了一本名为《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cite>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cite>）的书。
AMD 和英特尔的命运并不是问题的重点，企业为了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赚取利润、避免损失一定会改进技术、降低价格，重要的是消费者如何才能够从技术进步和低价格中受益。也不单单是计算机芯片行业如此。2011 年，《财富》杂志报道说世界 500 强企业中有 45 家遭受了损失，金额总计超过 500 亿美元。这些损失在经济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迫使企业巨头改变目前的作为，否则就会面临破产倒闭，没有一家企业能够承受这样巨大的损失。
惯性可能是全世界所有人的共性，普遍存在于商界、政界，以及其他行业。但是自由市场上的企业会因为财务赤字而醒悟，它们不可能像受政府保护而免于竞争的印度斯坦汽车公司那样随波逐流。
即使是在印度，自由市场也在 20 世纪末使汽车行业进入竞争，从而迫使印度斯坦汽车公司投资于技术改进。据《独立报》所说，现在它生产的新型汽车“要比以前的更为可靠实用”，《经济学人》杂志也说它现在甚至具备了“可以觉察到的加速力”。然而，长久以来在印度销量第一的“印度大使”汽车却将它的宝座让位于印度产的日本汽车玛鲁蒂（Maruti）。1997 年，印度市场上销售的汽车有 80% 都是马鲁蒂。不仅如此，《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还指出，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印度汽车市场上，“马鲁蒂汽车也在改进，以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新竞争者”。随着通用汽车、大众和丰田开始在印度投资新工厂，马鲁蒂汽车的市场份额在 2012 年下降到 38%。
印度的腕表业也经历了类似的情形。1985 年，全球电子手表的产量是机械手表的两倍还多。但是，印度出售的绝大部分手表都是由 HMT 表业公司生产的，并且它生产的手表超过 90% 仍然是机械表。到 1989 年，全世界出产的手表有 4/5 以上都是电子手表，但是在印度，HMT 公司生产的手表有 90% 以上仍然是过时的机械表。然而，在政府对经济的限制大为减弱后，1993 年到 1994 年间，电子手表很快成为印度手表生产的主流，其他手表公司瓜分了 HMT 公司的市场，后者的市场份额只剩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