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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各种政治方案的优劣如何，在评价它们的时候我们必须牢记于心的是，不同经济部门的幸与不幸有着密切的因果联系，因此防止出现坏的结果也会把好结果拒之门外。史密斯·可若纳（Smith Corona）打字机每年损失数百万美元，戴尔电脑却年赚百万美元，这并不是巧合。因为计算机正在取代打字机。同样，随着数码相机的出现，胶卷的销售量开始削减，这也不是巧合。稀缺资源有着多种用途，意味着有些企业会失去这些资源，以便让其他企业使用它们。
当原材料和劳动力等资源可以用来生产大众更想要的计算机，就必须<strong>阻止</strong>史密斯·科罗纳使用稀缺资源来制造打字机。用来生产胶卷相机的资源也必须重新分配，用来生产数码相机。这并不是任何人的错。不管史密斯·科罗纳生产的打字机有多好，也不管它的工人多么技术纯熟和认真，当大众能够通过其他选项达到相同或更好的结果（用计算机）时，他们就不再想要打字机了。许多极其出色的胶片相机在数码相机制造出来后就停产了。
不论在什么时代，如果新产品或新的生产方法能够提高生活水平，稀缺就意味着资源必须从一些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些人手里。
如果看不到农场和农民的数量在 20 世纪大幅度下降，就很难理解同一时期的工业如何能够增加数百万工人，而这些工人的产出大幅度提高了公众的整体生活水平。很少有人或企业会为了社会整体更进一步而放弃他们已经习惯做的事情，尤其是当他们在这一方面已经获得成功的时候。但是，在任何一种经济或政治体制中，如果想要实现或维持更高的生活水平，他们无论如何都必须被迫放弃资源，改变正在做的事。
要实现资源的转移，自由市场的经济压力只是方式之一，国王和人民委员只要命令个人或企业从做 A 事改为做 B 事。无疑，还有其他从一个生产者向另一个生产者转移资源的方式，但是效力和效率却千差万别。然而，重要的是，资源转移不可避免。换句话说，一些人、一些地区、一些行业被人“遗忘”或无法从整体繁荣中得到他们“应得的一份”，这不是一个必须要有政治解决方案的问题，而这种政治提案非常多，特别是在大选年份里。
虽然所有经济部门以同样的步伐同时发展，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愉悦、更简单，但是在任何一个变化的经济体中，这都不可能成为现实。我们无法预测新的技术和组织方式或融资方法什么时候在哪里出现。想要知道新发现是什么，就需要在新发现之前先发现它。很明显，这是相互矛盾的。
让政府来援助那些受经济变化负面影响的特定行业、地区或人口，往往是一种很大的政治诱惑。但是要这样做，只能将资源从更先进的经济部门，转移到产品生产或技术方法效率较低的地方，换句话说，只能阻碍经济对稀缺资源进行最有价值的配置，而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取决于稀缺资源是否流向最有价值的用途。此外，由于经济变化永无止境，如果政府屈从于干预特定行业、地区、人口的政治诱惑，那么阻碍资源流向最有价值用途的政策就会持续下去，从而牺牲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意识到经济变化已经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并且没有迹象表明它会停下来或这些变化带来的必要调整会停下来。政府、产业以及人民都要意识到这一点。没有企业或个人会花光他们的全部收入，就好像他们不需要为难以预测的意外做准备一样。然而，许多观察家仍在继续哀叹，即使是经济上有准备的人也被迫做出调整，一名《纽约时报》的经济记者撰写了一本关于失业的书，书名耸人听闻，叫作《可被抛弃的美国人》（<cite>The Disposable American</cite>）。书中阐述了诸多案例，其中提到一位工作于某大型公司的行政主管，她的工作由于公司重组而消失，为此她不得不卖掉自己拥有的“三匹马中的两匹”，并出售了“价值 16,500 美元的宝洁公司股票，甚至在找工作期间，不得不为维系生活而节约开支”。
虽然这名行政主管有超过 100 万美元的存款和 17 英亩的庄园，却被用来当作社会失败的悲剧代表，因为不断变化的经济一开始创造了巨大的繁荣，现在她却不得不做出调整以适应经济的不断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