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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到纽约格林威治村旅游的游客决定让一位街头画家为他画一幅素描肖像。肖像画得非常好,但要 100 美元。
“太贵了,”他对画家说,“不过我会付钱,因为这是一幅非常好的素描。但是,实际上你只画了 5 分钟。”
“是 20 年零 5 分钟。”画家回答道。
许多东西都需要经过时间的积累,然后才能使用,艺术才能就是其中的一种。有些人可能认为投资只是一种简单的金钱交易。但是,更广泛、更根本的投资,是为了在未来拥有更多物品而牺牲当前的物品。
以本章开头引述的格林威治村艺术家的故事来说,投资就是为了拥有 5 分钟内画出一幅打动人心的素描画的技能,投入的 20 年时间。从社会整体来说,投资更可能采取的形式是停止当前的消费品生产,以便将原本用于生产这些消费品的劳动力和资本,转用于建造厂房、生产机器,从而引致未来更大的生产量。伴随而来的金融交易可能是个人投资者的关注焦点,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讲,金钱只是促进实物流动的人造工具,而实物才能构成真正的财富。
因为未来不可预知,投资必然包含风险,有形物品投资也是如此。如果投资要延续,风险必须得到补偿。发展艺术才能,最终找到正确钻井位置的石油勘探,积累学分达到符合学位申请要求,这些投资若要延续就必须收回在此期间维持生存所需的成本。
投资回报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如果投资回报不够高、不值得做,那么未来做这项投资的人将变少,未来消费者因此也就无法使用本来应该生产的产品与服务。
没人有义务确保<strong>所有</strong>投资都能获得回报,但是有多少投资应该获得回报、相应得到多少回报,取决于有多少消费者认可投资带来的好处,以及认可程度如何。
如果消费者不认可正在生产的东西,投资就<strong>无法</strong>获得回报。如果人们坚持专营一个需求很少的领域,他们的投资就是在浪费稀缺资源,因为这些资源本可以用来生产其他人想要的其他东西。该领域的低回报和少得可怜的就业机会,都是让他们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停止投资的紧迫信号。
一些不通过市场也不被认为具有经济性的活动中也包含投资原则。收拾好用过的东西,就是在当前投入时间,以减少将来寻找它们时所用的时间。把自己介绍给其他人很耗时间,也不愉悦,但是它也是一种投资,可以避免将来因可能出现的误解而产生更大的不愉快。
投资的种类
不管是对人的投资,对钢铁厂的投资,还是对输电线路的投资,都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不管是这些投资,还是其他投资,风险都是他们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规避风险的方式有投机、保险以及发行股票和债券。
人力资本
虽然人力资本有多种形式,但是我们倾向于把它等同于正规教育。然而,采取这一方式不仅会忽略许多其他有价值的人力资本形式,还会夸大正规教育的价值,而且由此产生的一些适得其反的结果,有时也未能得到充分理解。
工业革命并不是由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创造的,而是由那些有着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发起的。飞机是由几个从没有上过大学的自行车技师发明的;电力以及伴随而来的其他许多发明因为托马斯·爱迪生而成为现代世界的核心,而他仅仅受过三个月的正规教育。这些人都拥有价值巨大的知识和洞察力,也即人力资本,它们来自实践,而不是教室。
当然,教育也对经济发展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教育都是如此。从经济角度来看,有些教育有很大的价值,有些则没有价值,还有些甚至会产生负面效应。例如,虽然我们很容易理解医学、工程学方面的专业技能具有巨大的价值,数学也能为许多行业提供基础,然而许多其他的学科,如文学,就无法说自己也能使人获得具有市场价值的技能,但是它会以其他方式做出贡献。
在教育或高等教育刚刚起步或匮乏的国家,许多已经获得文凭或学位的人可能会觉得,自己的能力足以胜任许多工作。在这样的社会,即使是工程师也更愿意待在办公室里,而不愿意穿着长筒橡胶靴去泥泞的建筑工地。基于他们的所学,新接受教育的人可能会有更高的期望,而他们的能力水平所能创造的财富却远远满足不了他们的期望。
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家庭中第一批接受高等教育的成员,往往并不会学习科学、医学、工程学这类难度大、要求高的学科,他们倾向于更简单、更笼统的学科,这些学科并不会给他们带来具有市场价值的技能,而正是科学、医学、工程学这些具有市场价值的技能才能够为他们自己或国家创造财富。
大量接受教育却没有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技能的年轻人,在第三世界国家造成了大批失业。由于市场不能为他们提供期望的职业,政府不得不建立臃肿的官僚机构来雇用他们,以此消除潜在的政治不满、国内动乱或叛乱。反过来,这些官僚机构和他们冗长、费时的繁文缛节,却阻碍了<strong>真正</strong>具有技能和企业家精神并且能为国家经济进步做出贡献的人。
比如在印度,塔塔和伯拉(Birlas)这两家主要的家族式企业,努力想获得必要的政府许可来扩大企业,却反复受挫:
1960 年至 1989 年期间,塔塔家族上交了 119 份关于建立新公司或扩建老公司的申请,但最终都被官僚扔到了废纸篓。年轻有为的伯拉家族继承人埃迪亚·伯拉(Aditya Birla),在麻省理工学院接受过教育,他对印度的政策心灰意冷,于是决定在国外拓展企业,并最终在远离家乡敌对氛围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建立了充满活力的公司。
根据一名印度主管的说法,印度有大量的政府规章对企业进行微观管理,“确保每家企业每月都会违反这条或那条法律”。企业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可以自行从事的许多活动,在印度却需要提出申请,取得政府许可。为此,大量印度企业在新德里建立了与政府机构类似的自己的官僚机构,以便时刻跟踪申请的进展情况;并且在必要时进行贿赂,以获得政府许可。
印度这种令人窒息的政府管制造成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它们带来的阻碍上,而且还表现在放松和消除管制后国家经济的巨大改善上。1991 年的改革使许多企业免于某些严厉的管制,此后印度的经济增长率急剧增长,外国投资也从 1.5 亿美元增加到 30 亿美元,即增长了 19 倍。
在某些地区,新晋的本地受教育人群往往更强烈地敌视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少数族裔,如南亚华人、西非的黎巴嫩人。这些本地人认为,相较这些没上过几天学的少数族裔,自己的文凭和学位带来的经济报酬太少了。
总之,更多的教育并不会自动转化成更多的人力资本。在一些情况下,它还会削弱一个国家使用现有人力资本的能力。此外,有些社会群体会专攻不同类型的教育,学生的能力水平也有不同,又或者能够进入的教育机构质量参差不齐。所以,从经济意义上来说,接受教育的时间一样,并不意味着接受的教育就一样。事实上,不管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和马来人之间,以色列的西班牙系犹太人和德系犹太人之间,还是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人之间,抑或是比较美国的各族群,这种质量上的差异都很普遍。
金融投资
当数百万人进行金钱投资时,他们所做的实际上是放弃当前的金钱能够买到的产品和服务,以期望在将来能够得到更多的货币——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在将来拥有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从经济整体来看,投资表示许多本可以用来生产目前的日常消费品(衣服、家具、比萨等)的资源,却用来建造能在未来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工厂、船舶和水电站。货币总额能够让我们了解到投资的规模,但是投资本身最终会增加国家的实际资本,不管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
例如,个人可以通过购买公司股票进行直接投资。他们现在为公司提供资金,以期待公司有效利用这些资金带来未来价值的上升,并从中分得一份收益。
然而,更多的投资是由银行、保险公司和退休基金这些机构来进行的。2009 年,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拥有 60 万亿美元的投资总额,其中美国金融机构拥有的投资总额就占了 45%。
各种金融机构拥有的这些数量惊人的货币总额,是数百万人手中的小额资金聚集起来的结果,如大型公司的股东、储蓄银行的存款人,或工资不多但定期支付养老金的工人。这就意味着大型公司的所有者数量,比直接购买公司股票的个体买家多得多,也与那些通过金融中介机构将货币投入公司的人不同。到 20 世纪末,超过一半的美国人拥有股票,他们或者直接拥有,或者通过退休基金、银行账户或其他金融机构拥有。
金融机构使大量不可能彼此相互了解的人也能够使用彼此的金钱。这一过程往往通过某一中介机构进行,由它承担评估风险的责任,采取预防措施降低风险,通过借贷给个人或机构转移风险,或者通过投资商业、房地产和其他风险资本转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