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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制度的研究无一例外都是对最能容忍的缺陷的寻找过程。
——理查德·A．爱泼斯坦（Richard A. Epstein）
现代市场经济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市场交易发生在一定的规则框架下，并且需要掌权者执行这些规则。政府不仅要执行它自己设定的规则，而且也要确保实施经济中相互交易的各方签订的协议和合同。有时，政府也要设立标准，定义什么是 1 磅、1 英里或 1 蒲式耳。为了自身需要，政府也必须征税，这反过来又会左右受税收影响的人做出的经济决策。
几乎所有人都认同政府的这些基本职能，但除此之外，政府还发挥着更广泛的作用，甚至会直接拥有并经营一个国家所有的农业和工业部门。政府在经济中应该承担什么职能，世界各国对此进行的争论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不论计划经济国家还是市场经济国家，那些赞成政府发挥更大作用的人明显处于优势地位。苏联等计划经济国家固然是一个极端，但所谓民主国家，如英国、印度、法国等，政府也在接管各个行业的所有权，并对一些允许保留私人所有制的行业推行严格控制。大部分政治家、知识分子，甚至企业都赞成政府职能的这种膨胀。
然而，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这股潮流开始转向，趋向于减少政府职能。这种情况首先发生在英国和美国。而后，这股浪潮迅速席卷了其他的市场经济国家，甚至中国也开始让市场更自由地运行。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使东欧步入市场经济。正如 1998 年的一篇文章描述的那样：
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都在拥抱资本主义，政府在出售以前的国有企业，各个国家都在努力吸引跨国公司，而就在 20 年前他们曾极力驱赶这些公司。
经历，尤其是痛苦的经历，要比任何新理论或分析都更能促进这一改变。
虽然政府可以承担并已经承担了大量的职能，但是我们在本章中将对普遍认可的政府基本职能进行分析，并解释为什么这些职能对于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配置非常重要。
政府最基本的职能之一就是提供法律框架和秩序，保障人们自由地从事他们想从事的经济和其他活动，并相互达成他们认为合适的合同和协议。还有一些活动，会给活动参与者之外的其他人带来巨大的成本或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可以将市场忽略的这些成本或收益考虑进来。
政府各个岗位上的工作人员，常常也会对他们面临的激励做出反应，这跟公司、家庭或其他机构和活动中的工作人员一样。政府既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统一的整体，也不是单纯的公共利益的化身。为了理解政府的职能，就必须考虑其激励和约束条件，就像从事市场交易的人，必须考虑市场中的激励和约束一样。
法律与秩序
如果政府将自己的经济职能仅限于充当法律与契约的执行者，有人就会说，就经济而言，这种政策等同于“无为而治”。然而，这种所谓的“无为”常常要经过几个世纪才能实现，也就是说，拥有可靠的法律框架需要经过很长时间。并且，只有拥有可靠的法律框架，经济活动才会繁荣，否则，即使一个国家拥有大量丰富的自然资源，也可能无法发展到应有水平和繁荣。
腐 败
与考察价格的作用一样，通过观察缺少可靠的法律框架时会发生的情况，我们能够更容易地理解可靠的法律体系将发挥哪些作用。即使拥有大量的自然资源，如果政府无效、专断或腐败透顶，国家仍然会很贫穷，因为不管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企业，都不愿冒风险进行大额投资，也就无法将自然资源转换成制成品，而只有这些制成品才能普遍提高生活水平。典型的例子就是非洲国家刚果，该国除了资源丰富，就只剩贫穷了。在它的首都金沙萨的机场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
金沙萨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城市之一，即使对机组成员来说也非常不安全，他们为了过夜常常不得不乘车去其他地方。飞机在坑坑洼洼的沥青碎石路面上滑行的感觉，就像在铁路枕木上开车一样。如果要在夜间打开飞机跑道上的灯，<strong>管理员会</strong>加收费用，而且乘客在登机离境前可能会被层层索贿。
玻利维亚是另一个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的第三世界国家：
媒体大量报道了与警察有牵连的贩毒和车辆盗窃、权力裙带关系以及非法收取服务费用。而收入微薄的官员则住在豪宅里。
在埃及，一位富有且与政治有密切联系的商人由于雇凶杀害旧情人而被判处死刑，人们“又吃惊又高兴”。据《纽约时报》报道，因为他“这种权贵，埃及人一直以来都认为是不受法律控制的”。
不论法律有什么优点或缺点，都必须有人来实施，而执行法律的效率与正当性则会产生迥异的经济后果。“法律延迟”（the law’s delay）这一术语至少可以追溯到莎士比亚时期。这种延迟会使一些人付出代价，他们的投资被迫闲置，运输业务被迫停止，而本可以按计划实施自己的经济活动的人受到繁文缛节和行动迟缓的官僚机构掣肘。此外，官僚能够造成延迟，常常意味着他们有机会以加快办事速度为由索取贿赂，所有这些都会增加商业的成本。这又意味着消费者要支付更高的价格，以及相应的整个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
腐败的成本并不仅限于收取的贿赂，因为贿赂是财富的内部转移，而不是国民财富本身的净减少。由于稀缺资源具有多种可替代的用途，所以实际成本是放弃其他用途的成本——被延期或取消的经济活动、<strong>没有</strong>创建的企业、没有进行的投资，在一个彻底腐败的社会里还包括<strong>没有</strong>实现的产出与就业的增长，以及技术熟练、受过良好教育和有企业家精神的人离开本国带来的损失。据《经济学人》杂志报道：“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外国投资者和国际援助机构在进行投资和借贷时，越来越多地考虑贿赂与腐败水平了。”
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总结道：“世界范围内，高腐败水平与低增长和低人均收入高度相关。”全世界最腐败的三个国家分别是海地、孟加拉和尼日利亚。在这些国家，只有现代工业社会前所未见的赤贫。
19 世纪末与 20 世纪初沙皇俄国的工业化时期，俄国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普遍存在于民众间的腐败，除此之外，俄国政府的腐败也很猖獗。外国企业虽然会雇用俄国工人甚至俄国高级管理人员，但是都特别注意<strong>不会</strong>雇用俄国会计。这种腐败一直持续到苏联时期，已经成为一桩国际丑闻。一项研究显示，一家俄罗斯石油公司出售的股票价格大约是美国类似石油公司股票价格的 1%，因为“市场预计这家俄罗斯石油公司将会被内部人士系统性接管”。类似的腐败也普遍存在于俄罗斯的高校中，《高等教育纪事》（<cite>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cite>）驻莫斯科记者在一篇报道中称：
据《消息报》（<cite>Izvestia</cite>）报道，若要进入位于莫斯科受人推崇的高等院校学习，仅用于行贿的费用就高达 10,000 美元到 15,000 美元……在距莫斯科约 700 英里的阿斯特拉罕国立技术大学，有 3 位教授据称因考试评分事项向学生索贿而被拘捕……在去年的一次采访中，副总理瓦伦蒂娜·马特维延科（Valentina Matviyenko）说，总的来看，俄罗斯学生及其父母要为这些“非官方”的教育经费每年至少花费 20 亿美元，有时可能高达 50 亿美元。
除了直接贿赂，腐败当然还有多种形式。比如，聘用政治家或他们的亲戚作为公司董事会成员，以期从政府得到更优惠的待遇。这种腐败与更公开的腐败一样，因国家不同而迥异。《经济学人》将之描述为：“腐败水平越高的国家，与政治关联的企业越普遍。”俄罗斯在这方面尤其突出，市场上 80% 的企业与政府官员有联系。而在美国，这一数字还不到 10%，部分是因为美国法律对此进行了限制。普遍的腐败在俄罗斯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 19 世纪就曾写道：
俄国官员的普遍贪污必定会对俄罗斯帝国获得强大的经济增长能力产生严重拖累：因为公职人员的收入与其收到的贿赂所得大幅挂钩，这也会使他们更加苦恼。
阻碍经济活动的不仅有腐败，还有十足的官僚作风。即使印度最成功的实业家埃迪亚·伯拉也不得不因为印度政府机构行动迟缓而转向其他国家扩大投资。
在他成功的背后，有许多让人悲伤失望的事情。其中一件事关芒格洛尔炼油厂，新德里官员用了 11 年的时间才批准这家炼油厂，即使以印度官僚的标准来说这也是超纪录了。孟买运动会举办期间，有一天我们两个都在等待法庭开庭，我问埃迪亚·伯拉，是什么促使他向国外投资的？他用深沉而真诚的声音说，他别无选择。在印度，障碍太多了。首先，他需要拿到许可证，而政府是不会给的，因为伯拉家族被列在垄断与限制性贸易法案（Monopolies and Restrictive Trade Practices）的“大家庭”名单上。即使他奇迹般地得到了许可证，政府也会限制他的投资方向、使用的技术、工厂的规模、获取资金的方式，甚至连他公开发行证券的规模和组合也要由政府决定。然后他还必须同官僚主义斗争，以取得进口资本品和原材料的许可证。在那之后，他还要面临数十个国家层面的审批——电力、土地、营业税、消费税、劳动力等。“所有这些都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而且坦白说，光想想我都精疲力竭。”
这个领导着 37 家公司，总销售额高达几十亿美元的商业领袖（一个可以为印度创造紧缺的工作岗位的人），最终选择在泰国生产纤维，这些纤维被运到其在印度尼西亚的工厂里纺成纱，然后出口到比利时，在那里织成地毯后，再出口到加拿大。本来会让印度受益的这些工作岗位、收入、商机以及税收，由于印度自身的官僚主义而流失。
不论是政府造成的商业延迟，还是由此带来的负面经济后果，都不是印度独有的。世界银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创办一家新企业所需的时间，从新加坡的不到 10 天到刚果的 155 天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