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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早期成本的延期回报就是投资的回报，不论这些回报是以公司股票分红的形式，还是因大学或医学院教育而获得收入的提高。许多人生活中最大的投资就是花费数年的时间和精力抚养孩子。回报包括孩子在父母年老时照顾他们，但在今天，投资回报仅仅是父母在看到自己的孩子幸福和进步时的满足感。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每一代人对后代的这种投资，是对上一代人所做投资的回报，上一代人抚养了现在的父母辈。
现在对房子、企业和工厂进行保养、维修或改善，都会决定它们的使用寿命以及将来的运行效果。然而，花钱请人修理和维护的业主却不必等着看这些行动对财产价值的未来影响。因为将来的收益就反映在财产的<strong>现值</strong>中。资产的现值实际上就是对未来收益预期的加总，以及因为延期而产生的折现。你的房子、企业和农场的状态现在可能并不比邻居的好，但是如果你安装了厚重的管道、坚硬的木料或其他更耐磨的建筑材料，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将来因为磨损而损失的费用就会少很多，这就使你的财产的市场价值<strong>立刻</strong>超过了你的邻居，即使现在看来它们的运行状态没有什么区别。
投资回报
相反，如果市政府宣布明年要在你家附近建一个污水处理厂，你的房屋的价值就会<strong>立刻</strong>下降，直到相邻的土地也被动用。资产的现值反映了它将来的收益与损失，因此任何能在预期上提高或降低收益或损失的东西，都会对今天所售资产的价格产生影响。
抱着这些错误观点的人常常会惊讶地发现，经济活动和生活水平随着这些人的离开而下降。对基础经济学有所了解，可以避免许多人间悲剧，并规避许多经济无效率。
现值通过多种方式将未来与现在联系在一起。一位 91 岁的老人种植需要 20 年才能够成熟的果树也可能是合理的，因为土地的价值会由于这些果树<strong>立即</strong>提高。只要愿意，他可以在一个月后将这片土地卖掉，然后去巴哈马群岛生活，因为即使他可以从这些果树的果子中得到额外的价值，那也是远在他过世之后的事情了。他现在的财富价值中就包括了还没有长出来的水果的价值，未来出生的孩子可以吃上这些水果。
尤其是在大部分人都在工业或农业部门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的时代，那些闲坐着处理几份文件，却不生产任何可见的或可以感觉到的东西的人，不仅可疑而且可憎。于是，对从事这些活动的人的敌意由来已久，并且被付诸行动。不论这些人是欧洲的犹太人、东南亚的华人，还是在印度、缅甸、东非、斐济的雀替尔人。这些群体常常受到驱逐或骚扰，被迫离开该国——有时候是因为群众暴动——因为当时流行的一种观点就是这些人是寄生虫。
经济与政治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政治家不用关注下一届选举之后的未来后果。民选官员很可能会通过大选日提出令公众满意的政策而被选为下一任执政者，即使这些政策在几年后会产生破坏性的后果。这些后果在大选后显现，因此不存在现值来使今天的政治决策者考虑将来的后果。
金融机构的复杂性，意味着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它们的运作，也就使得金融机构在政治上很容易受到攻击，评论家把它们的活动描述得很邪恶。由于精通金融机构运作的人不是外国人就是本国的少数人群，因此他们特别容易受到攻击。放贷者鲜少受人欢迎，像“夏洛克”（《威尼斯商人》中的犹太商人夏洛克［Shylock］）或“投机者”这样的称呼绝不是褒义词。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中那些轻率的人，都将金融活动看作对经济没有“真正”贡献的活动，并且把从事金融活动的人看作寄生虫。
虽然公众没有足够的知识或教育来认识今天的政策将会产生怎样的长期影响，但是处理政府债券的金融专家却能够认识这一影响。因此，在 2001 年电力危机期间，标准普尔公司下调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债券评级，虽然这些债券并没有违约，支付给债券购买者的报酬也没有减少，并且加利福尼亚州的金库还有数亿美元的盈余。
最近几年，美国和西欧的银行已经进入东欧填补了这一空缺。2005 年，波兰银行系统中 70% 的资产都被外国银行所控制，而在保加利亚则有超过 80% 的银行资产由外国银行控制。但是，这些国家在使用信用卡甚至是银行账户上，仍然落后于西欧国家。在波兰，只有 1/3 的人拥有银行账户，只有 2% 的购物使用信用卡支付。
标准普尔公司的理解是，加利福尼亚州政府要承担重大的经济责任来解决电力危机，意味着马上就会有高税收和高债务。这就增加了将来违约或延期付款给债券持有者的风险，因此也就降低了债券的现值。
并不是说财富在不发达经济体中不存在。问题在于缺乏能够评估风险、市场和收益率等复杂任务的金融机构，于是这些经济体无法将无数的小资源聚集起来形成财富，再大笔分配给特定的企业。
任何在将来多次支付的报酬都可以折算为一个较低的一次性付清的现值。在几年内分期获得奖金的彩票得主，可以将这些奖金卖给金融机构获得一笔马上支付的固定现金；从保险公司得到分期赔付款的事故受害者也可以这么做。在未来几十年内多次定期支付的报酬，因为要对延迟进行折现，所以它的现值要比所有这些定期报酬的总额低很多，而一次性支付的现值可能比定期报酬总额的一半还少。于是，一些为了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而将定期报酬卖掉的人，后来会后悔这笔交易。然而，有些人却很乐意，而且在将来还会再做类似的交易。
西方国家花了几个世纪才发展出了这些金融机构。19 世纪的伦敦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但在往前的几个世纪中，英国人对复杂的金融几乎一窍不通，他们也曾依靠外国人来经营金融机构，这些外国人通常是伦巴第人和犹太人。这就是为什么在伦敦金融区会有伦巴第人街和老犹太人街。除了第三世界国家，东欧的许多国家也没有形成成熟的金融机构来促进经济的发展。虽然他们现在也实行了资本主义，但是还没有建立起资金调度规模与西欧或美国相当的金融机构。
反过来，还有一些人可能想将一笔固定的资金换成一笔未来多次支付的报酬。老年人虽然退休后有足够的资金来维持生活，但他们还必须考虑寿命长过预期的情况——也就是“钱没了，人还活着”——否则可能在贫穷中死去。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他们会用一部分钱来购买保险公司的养老金。例如，21 世纪早期，70 岁的老人可以购买价格为 10 万美元的养老金，然后就能每月得到 772 美元，直到过世，不管他是再活 3 年还是 30 年。换句话说，风险以价格的形式转嫁给了保险公司。
金融机构不仅能够将资源从一组消费者转移到另一组消费者手里，还能够将资源从一种用途转移到另一种用途上，它们还能够将缺少资金但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与有存款的人连接到一起，从而创造财富，或为刚刚成立不久的公司和工厂提供资金。许多美国大企业和富豪都源于企业家白手起家。例如，惠普公司始于一个用借来的钱租用的车库，许多著名的企业家——如亨利·福特、托马斯·爱迪生、卡耐基——起点都同样普通。这些人以及他们创建的企业后来都变得很富有，但这一结果不过是一种副产品，来自于他们为整个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然而，贫穷的国家没有能力采用相同的路径，因为他们缺少相应的金融机构，将资源分配给具有企业家精神但缺乏金钱的人。
在其他情况下，风险不仅可以转移而且还能够降低，因为保险公司能够准确地预测购买养老金的数百万人的平均寿命，他们的预测比任何个人的预测都要准。另外，交同样的保险金，70 岁的老妇人得到的月付款更少——比如 725 美元，因为女性的寿命通常比男性长。
金融中介机构跟其他经济制度一样，通过观察它们无法履行职能时的后果，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金融中介机构的作用。一个缺乏良好运作的金融机构的社会很少有机会创造更大的财富。贫穷的国家会因此一直贫穷，虽然它们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它们还没有建立起综合完善的金融机构，没有办法将无数个体手中的零散存款筹集起来，也就没有办法进行更大的投资，把自然资源转化成可以使用的产出。有时候，在金融机构完善的国家，外国投资者是唯一能够行使这些职能的人。而大部分贫穷国家并不具备可靠的法律和保障财产所有权的法律框架，来保护国内或国外的机构行使职能。
风险降低是因为大量保险数据增强了可预测性。几年前的一则新闻报道，讲述一位投机者与一位急需用钱的老妇人达成了一项交易。老妇人让投资者继承房子，作为交换，投机者只要每月支付给老妇人固定的一笔钱，直到她去世。然而，这个一对一的交易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老妇人的寿命比预期的长得多，投机者甚至死在了她的前面。保险公司不仅在收集处理大量数据上具有优势，它更大的优势是不受人类寿命的限制。
总而言之，从社会整体的角度讲，人们为了将来的产品和服务而牺牲了现在的产品和服务。只有当将来的产品和服务比现在牺牲的产品和服务更有价值时，金融机构才能够从投资中获得足够的回报，这样它们才能够向无数的个人提供足够高的回报率，以吸引他们牺牲当前的消费提供所需的存款。
自然资源
这些活动不仅是个人财务问题，因为金融交易对整个经济来说，是配置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另一种方式，即按照时间来配置，以及在某个时间段中在个人与企业之间配置。建造一座工厂、一条铁路或一个水电站都需要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其他生产要素，这些本可以在当前用来生产日常消费品的要素却转而制造其他东西，并且数年后才会生产出在将来使用的产品。
现值会对自然资源的发现和使用产生深刻的影响。地底下的石油也许够用几百甚至上千年，但是它的现值决定了为回报某段时间内的发现成本应该开采多少石油，而这些石油可能还不足以使用十几年。如果不能理解这一基本的经济现实，数代之后就会产生大量广泛宣扬的虚假预言，比如我们即将“耗尽”地球上的石油、煤炭以及其他自然资源。
一切都取决于个人不断变化的生活环境，许多人在他们生命的不同阶段既是债务人又是债权人。例如，中年人通常要比年轻人有更多的储蓄，不仅因为他们的收入高，还因为他们需要为以后的退休生活和年老后可能需要的高额医疗费用做好经济上的准备。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和日本，55 岁到 59 岁年龄段的储蓄率最高，30 岁以下年龄段的储蓄率最低。加拿大 30 岁以下的人，整体净储蓄为零，而美国同年龄段的净储蓄甚至是负的。虽然储蓄的人不会把自己当作债权人，但是他们存入银行的钱被银行贷给了借款人，而银行在其中起着中介作用。
例如，1960 年一本畅销书指出，以目前的使用速度来看，美国国内的石油只能使用 13 年。当时，美国已知的石油储量还不到 320 亿桶。13 年后，美国已知的石油储量已经超过 360 亿桶。最初的统计资料与方法都是正确的，为什么美国没有在 1973 年用完石油资源？是单纯靠运气发现了更多的石油，还是有更加根本的经济原因？
金融中介机构不仅能够通过交易，将无数个人手里的闲置资金汇集起来，为大型企业提供资金，而且还能够逐渐使人们重新分配自己的个人消费。借款者实际上是拿未来的收入来偿还今天的采购，并为这种便利支付利息。相反，存款者推迟消费，并为这种延后获得利息。
短缺与过剩不仅与已有的物质资料的多少有关，还或多或少地与人口有关。同样，已知的自然资源储量也不仅与地底的物质资源的多少有关。对于自然资源，价格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值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金融机构使大量不可能彼此相互了解的人也能够使用彼此的金钱。这一过程往往通过某一中介机构进行，由它承担评估风险的责任，采取预防措施降低风险，通过借贷给个人或机构转移风险，或者通过投资商业、房地产和其他风险资本转移风险。
已知存在多少自然资源，取决于发现这些自然资源花费的成本。例如，石油勘探成本非常高昂。2011 年，《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提到：
各种金融机构拥有的这些数量惊人的货币总额，是数百万人手中的小额资金聚集起来的结果，如大型公司的股东、储蓄银行的存款人，或工资不多但定期支付养老金的工人。这就意味着大型公司的所有者数量，比直接购买公司股票的个体买家多得多，也与那些通过金融中介机构将货币投入公司的人不同。到 20 世纪末，超过一半的美国人拥有股票，他们或者直接拥有，或者通过退休基金、银行账户或其他金融机构拥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