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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神奇之处在于，它能够协调无数人的选择。
——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
我们已经知道，对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进行配置，是任何一个经济体都要面临的关键任务。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经济体要怎样进行稀缺资源的配置？
不同的经济体显然有不同的做法。在封建经济中，庄园领主只需把要做什么、资源投向哪里吩咐给底下的臣民，比如少种大麦多种小麦、这里施点肥、那里多放些干草、排干沼泽。20 世纪的计划经济情况非常类似，比如苏联用大致相同的方式建构了一个更复杂的现代经济体。无论是在伏尔加河上建立水电站，在西伯利亚生产上万吨钢铁，还是在乌克兰种植大量小麦，都来自政府发布的命令。相比之下，在由价格调控的市场经济中，则不存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人，由他发布指令控制或协调整个经济活动。
在一个极为复杂的高科技经济体中，没有中央指令也能正常运作，这让许多人困惑不解。据说，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就曾问过时任英国首相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这样一个问题：“你如何确保人们能得到食物?”撒切尔回答说她无法确保，但价格可以做到。尽管英国人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的粮食产出不足以养活自己，但是英国人比苏联人享用了更丰富的食物，因为价格从其他国家为他们带来了食物。
想象一下，若没有价格发挥作用，仅伦敦市就需要一个超级庞大的官僚机构来确保日常消耗的种类繁多、数目巨大的食物供应。这样一支官僚队伍本可以省掉，因为简单的价格机制就可以更快、更好、更低廉地完成相同的工作，而且精简出来的人员也可以在经济的其他领域从事生产性工作。
在中国，情况同样如此。步入 21 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经济，很大一部分已经靠自由市场来运作。虽然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1/5，但耕地面积却只占全世界耕地面积的 10%。于是，和以往历史一样，为国民提供食物仍然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旧中国频发的饥荒夺去了数百万人的性命。如今，价格把食物从其他国家带到了中国。
中国从国外如南非、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地获得食物补给，也给农产品贸易商以及像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这样的食品加工商带来了财富。他们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进入中国这个有着千亿美元规模的食品加工市场，并且这个市场还在以每年 10% 的速度增长。对于美国中西部的农民来说，这就是飞来横财，大豆价格自从 2010 年以来已经增长了 2/3。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也意味着更健康的饮食，在过去 25 年里，他们的热量摄入已经增长了 1/3。
由于价格的吸引力，美国肯德基公司在 21 世纪初，从中国获得了比美国更多的销售额。仅仅在五年时间里，中国的人均奶制品消耗量就几乎翻了一番。据一项调查估计，1/4 的中国成年人都面临肥胖问题——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却体现了一个粮食紧缺的国家已经发生了令人振奋的进步。
经济决策
市场经济中并不存在某个人或某个群体控制或调节所有的经济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活动是毫无章法的。消费者、生产者、零售商、房东或工人都根据双方共同商定的条件与他人进行单独交易。价格不仅把这些条件传递给利益攸关的某个人，也把它们传遍整个经济体系，并且实际上是传遍了整个世界。如果某地某人的产品更好，或是同样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更低，相关的信息就会传开，不必由民选官员或计划委员向消费者、生产者发号施令，人们就能够通过价格采取行动。实际上，价格能够比任何计划者都要快速地整合信息，而这些信息正是计划者发布命令的基础。
如果斐济的某个人找到了一种方法，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制造更好的鞋子，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美国、印度或任何地方都在销售这些价格低廉的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论当时华盛顿的官员是否意识到日本人在制造照相机，美国人都可以购买日本制造的照相机。现代经济体都包含了成千上万种产品，期望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知晓所有这些产品已是过分，更不用说要他们去了解每一种资源分配到生产中的数量和比例了。
每一种资源有多少用在了什么地方，产成品怎样转移给数以百万的人，在这些决定中，价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一作用却很少为公众所知，也常常被政府官员忽视。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一点也不懂经济学”，即使那时他领导着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不幸的是，他并不是个例。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不懂经济学，不论他们的国家大小、民主与否。
相较由政治领导人指导并调节经济活动的国家，由价格自动调节经济活动的国家因缺乏经济学知识所造成的后果并不会如前者那样严重。
很多人只是把价格视为阻碍他们获得自己欲求之物的障碍。比如，那些想在海滨安家的人可能会因为滨海房产极其昂贵而放弃。但是，高价格并不是我们不能都住海景房的全部原因。相反，现实情况是海滨的房子远远不够分配，价格只是传达了这个潜在的事实。当很多人竞相购买数量很少的房子，这些房子就会因供求关系而变得十分昂贵。但是，并不是价格造成了稀缺。稀缺存在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社会以及原始社会。
即使现在政府实施一项“普及”海滨住房的“计划”，并对这种资产的售价设置 “上限”，也不会改变人口与海滨土地之比很高这一潜在事实。对于既定数量的人口和既定数量的海滨房产，若没有价格，配给将不得不通过官方命令、政治偏好或随机的方式来进行，因为配给总要实施。即使政府颁布命令说拥有海滨房屋是全体社会成员的一项“基本权利”，仍然丝毫不会改变潜在的短缺。
价格像信使一样传递着消息。有时候是坏消息，比如海滨房产的例子，渴望拥有海滨房产的人比可能住在海滨的人要多得多。但常常也有好消息，比如得益于技术进步，电脑飞速降价、升级。尽管高科技进步的绝大多数受益者对技术变化的具体内容全然不知，但是价格把最终的结果传递给了他们，使他们能够做出决策、提高生产率，并通过使用电脑获得了普遍的福利。
同样，如果在某地突然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铁矿层，也许只有不到 1% 的人察觉到它的存在，但是每个人都会发现钢制品越来越便宜。比如，想买书桌的人会发现，钢制书桌比木制书桌更廉价，毫无疑问，就购买何种材质的书桌，有些人就会因此改变想法。把各种钢制品与铝、铜、塑料或其他材质的竞争性产品进行比较时，情况也是一样。简而言之，价格的改变能够让全社会（实际上是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对一个新发现的储量丰富的铁矿层进行自动调整，即使 99% 的消费者对这个新发现一无所知。
价格不仅是转移货币的方式。价格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一种能够影响人们使用资源和生产产品行为的经济激励。价格不仅指导着消费者，也指导着生产者。毕竟，生产者不可能知道数以百万计的不同消费者想要什么。比如，汽车制造商所能掌握的，是他们制造的某种汽车能卖个好价钱，不仅能够收回生产成本，还能留下利润空间，但是他们制造的另一种汽车可能会不好卖。为了处理掉这些滞销的汽车，卖家必须削减价格，直到经销商能够处理掉库存为止，即使这意味着要蒙受一些损失，否则他们就会因卖不出去这些汽车而遭受更大的损失。
虽然自由市场经济体系有时被称为利润体系，实际上它是一个盈亏体系，而且亏损对经济效率同样重要，因为亏损会告诉生产者应该停止做什么——停止生产什么、停止把资源投入哪里、停止投资什么。亏损迫使生产者停止生产消费者不想要的东西。虽然不能真正了解消费者为什么喜欢某些功能更胜于另一些，生产者会自发地多生产获利的产品，少生产亏损的产品。也就是说，生产消费者想要的东西，停止生产消费者不需要的东西。尽管生产者只关心自己和公司的损益状况，然而从经济整体的角度来看，以价格为指导的决策能够让社会更有效率地利用稀缺资源。
早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价格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信息交流网络。不论是谁、不论在哪，只要是自由市场通行的地方，价格就能把你和其他人联系起来，因而商品价格低廉的地方能够让自己的商品畅销世界各地。这样你才能够穿上马来西亚生产的衬衫、意大利制造的鞋子、加拿大生产的裤子，开着日本制造的汽车，而轮胎却是法国生产的。
利用价格来调节的市场使人们能够向他人发出信号：想要多少产品，愿意支付什么价格。其他人也同样会发出信号：在什么价格愿意提供什么产品。价格对供求做出反应，使得自然资源从丰富的地方（如澳大利亚）转移到匮乏的地方（如日本）。因为比起澳大利亚人，日本人愿意为这些资源支付更高的价格。同样的资源，澳大利亚因其本身富有这类资源而价格较低，而日本人支付的高价格不仅能够弥补运输成本，还能够让澳大利亚大赚一笔。在印度发现的巨大铝土矿会降低美国铝制棒球棒的成本；阿根廷小麦歉收则会增加乌克兰农民的收入，因为全球市场对他们小麦的需求增加了，于是小麦价格更高了。
当某种商品供大于求，卖方之间为消除过剩产品将展开竞争，价格于是随之下降，从而冲击该商品未来的生产。这样一来，用于生产该商品的资源也会得到释放，被用于生产需求更大的其他商品。反之，对某种商品的需求超过了现有的供给，消费者之间的竞争会抬高价格，把资源从经济体的其他部分吸引过来，促进该商品的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