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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有些企业的管理者就是所有者，与这样的厂商不同，一家大型公司有大量的股东，他们无法直接指挥公司的运营。于是，掌握公司最高权力的董事会雇用执行官，将公司管理交给执行官来负责，在必要的时候也会解雇执行官。这种管理模式不仅运用于商业机构，还运用于学院和大学。掌握最高权力的校董事会并不亲自管理学院和大学中的日常教学和学术活动，而是雇用管理者来管理，他们也能解雇这些管理者。
跟有限责任一样，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也是公司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时也是公司批评者的主要攻击对象。许多人声称，“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让公司管理者在经营公司的时候追求他们自身的利益，损害股东的利益。虽然 21 世纪发生了一些众所周知的重大公司丑闻，证实了弄虚作假和滥用职权的可能性，然而，不论是在民主还是集权的政府治理下，这些现象也曾出现在非公司企业中，还曾出现在联合国和非营利性慈善组织。我们尚不清楚，有限责任的公司较其他类型的组织是否更容易发生弄虚作假和滥用职权，也不清楚是否为非作歹者更难被察觉和惩罚。
对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批评经常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公司的股东并不一定<strong>愿意</strong>为掌管公司<strong>承担</strong>这种既耗时又费力的责任。许多想得到投资回报的人并不想做令人头痛的管理工作，公司的大股东尤其如此，如果他们想承担管理责任，完全可以用投资的资金建立自己的企业。公司这一形式可以使那些只想做投资而不想承担管理责任的人实现这一愿望，并把监管现有管理工作诚实与否的任务留给监管和执法机构，把监测管理效率的任务交给市场竞争。
外部投资专家经常寻找管理不善却可以改善的公司，他们认为通过购买大量股票接手这家公司，并改变经营方式就可以改善公司状况。这种收购威胁非常有效地促使管理者游说政府颁行相关的禁止法律。但是，这些外部投资者有动力，也有专业知识来评估公司的效率，能够比大多数普通股东更好地评估公司的经营效率。
认为公司 “不民主”的批评者忽视了一点：尽管那些自称“消费者权益保护者”的人努力推动法律，以使公司把管理控制权分割给股东或自称代表公众利益的外部人士，但是股东可能并不希望公司民主，消费者也不希望如此。商业企业存在的原因正是，经营企业的人比那些没有经济利益，也没有必要的专业知识，却自称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者”或“公益”组织的外部人员，更明白怎样履行相应的职能来让组织生存下去并繁荣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活跃分子试图把更多的股东投资投入到首席执行官的薪酬上，却被持股的共同基金所反对。这些共同基金并不希望他们的巨额投资被那些履历、技能和议程与公司目标不相符的人损害。
与其他商业机构一样，一个公司的经济命运最终掌控在无数消费者手中。但是，大多数消费者并不比股东更愿意承担管理责任，而不愿承担管理责任的消费者不必去管理，也不足以去管理。非管理人员对经营一家公司拥有发言权，能够使其他消费者和股东在管理过程中努力表达自己的观点、代表自己的利益，否则异见者就会践踏他们的利益、扰乱公司管理，而且这些外部人士还不必为错误付出任何代价。
公司股东享有的法律权利，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法律规定，引起的后果也不同。一位专门研究商业组织的法学教授写在《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指出：
美国的公司法严格限制了股东的权利，日本、德国和法国的公司法也是如此。相反，英国却像股东的天堂。在英国，股东可以在任何时间召开会议解散董事会。他们可以通过决议要求董事会采取某项行动，他们有权投票决定股息和首席执行官的薪金，他们也可以迫使董事会接受一项董事会本想拒绝的敌意收购。
那么，英国公司的业绩与其他国家的相比如何呢？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报道，世界上最大的 30 家公司中有 13 家是美国公司，6 家是日本公司，德国和法国各有 3 家，而英国只有 1 家，还有一家英国只拥有一半的股权。就连像荷兰这样的小国，拥有的全球最大公司份额都比英国大。不管英国的股东在参与公司决策中得到了多少精神安慰，以往的商业利益记录却乏善可陈。
公司的作用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完全不同于特定情形下特定的公司该做什么。管理公司的人囊括了所有的类型，从最聪明的到最愚笨的，从最诚实的到最不诚实的，他们与其他组织或活动中的人一样——包括那些自称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者”、“公众利益”组织成员或“股东民主”的倡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