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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告中测试的五辆 SUV，总体表现都比 5 年前最好的 SUV 更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住房的质量同样也发生了变化。与 20 世纪中期的美国住房相比，20 世纪末美国的普通住房面积更大了，房子的卧室更多了，而且更多的房子安装了空调和其他便利设施。仅仅计算两个时期住房的数量并不能告诉我们住房的产量增加了多少。就在 1983 年到 2000 年之间，美国新建的独户房子面积的中位数就从 1,565 平方英尺增加到了 2,076 平方英尺。
虽然这些问题留待专业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来全力解决，但是对其他人而言也至关重要，至少他们要明白以上这些问题，才不会被出于某种利益到处宣扬某些数据的政治家或新闻评论员所误导。使用同样的词，比如一辆“汽车”或一处“住房”，并不意味着讨论的是相同的东西。
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构成国民产出的商品和劳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统计数据的比较实际上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是在拿苹果与橘子作比较。20 世纪初，美国的国民产出还不包括飞机、电视机、计算机或核能发电站。到 20 世纪末，美国的国民产出已经不再包括打字机、计算尺（在便携式计算机出现之前曾经是工程师的必备工具），以及曾经广泛使用的与马（它曾是世界各地的基本交通工具）有关的大量装备和用品。
然后呢？不同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差异巨大，在这样的情况下说 2000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 1900 年的增加了百分之 X 是否有意义呢？说今年的产出比去年增加了 5% 或降低了 3% 可能有一些意义，因为这两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包含了很多相同的物品。但是，时间跨度越大，这些统计方法的意义就越小。
对不同时间段的数据进行比较时，遇到的另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是，测量实际收入需要对存在通货膨胀偏差的统计数据进行调整。调整货币收入要考虑生活成本，而生活成本是根据人们日常购买的一些物品的成本来衡量的。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人们购买什么东西受到价格的影响。录像机刚开始出现时，售价为每台 30,000 美元，并且在主打奢侈品的内曼·马库斯百货（Neiman Marcus）出售。多年后，其价格下降到 200 美元以下，录像机才被广泛使用，也就被囊括进用来决定生活成本（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衡量）的物品组合中。但是，录像机价格在前些年的急剧下降，并不影响汇总成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统计数据。
从只有富人购买的稀有奢侈品转变为大多数消费者都能消费的普通物品，无数其他的商品也经历了这种一般模式，因为只有变成常用商品，才能被纳入决定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商品和劳务组合中，而它们的价格决定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因此，一些价格下降的商品并没有用来衡量生活成本，一些价格上升的常用物品却被计算在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其他生活成本衡量标准中还存在另一个深刻的通货膨胀偏差，有些商品的价格上升了，但质量也上升了，因此价格上升并不必然反映通货膨胀，只有相同品质物品的价格上升才代表通货膨胀。我们可以从一些主张中看到这些偏差的实际影响和政治影响，如声称美国人的实际收入在过去几年中下降了。实际工资就是对由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衡量的生活成本做出调整后的货币工资。但是，如果该指数偏高，也就意味着实际工资偏低。
许多经济学家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预测，平均偏高一个百分点或更多。这意味着，当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反映每年通货膨胀率为 3% 时，事实上很有可能通货膨胀率为 2%。虽然看起来差别很小，但造成的后果却不小。每年一个百分点的差异，累积 25 年意味着届时美国人的平均年收入大约被低估了 9,000 美元。换句话说，25 年后，一个三口之家的美国家庭，实际年收入要比基于实际工资的官方统计高出 25,000 美元。
媒体和政治上的警告说，统计数据显示实际工资随时间下降，但这常常是一种统计结果，而不是实际生活情况。正是在“实际工资下降”期间，美国的人均消费大幅度上升，人均净值也涨了一倍多。
衡量生活水平变化时的另一个问题是，工作薪酬更多以岗位相关福利的形式增加，而不是直接增加工资。这样，在美国“实际工资下降”时期，总薪酬却增加了。
国际比较
比较同一时期的两个不同国家的产出，也会出现比较同一个国家不同时间的产出时会遇到的问题。加勒比国家的产出基本上是由香蕉和其他热带作物构成，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产出则更多是由工业产品和寒冷气候下的典型作物构成，这时我们怎样才能比较由这些不同物品组成的总产出呢？这不只是拿苹果与橘子相比，这可能是在比较汽车与糖。
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产出有质量差异，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家的产出也存在这种差异。例如，苏联时期的产品，从相机到汽车都因质量差、技术落后而声名狼藉，餐馆和航空公司的服务质量也同样很差。20 世纪 80 年代，印度生产的手表清一色是机械手表，而世界上其他地区生产的手表大部分都是电子表，对手表产量进行国际比较，与比较苏联与西方工业国家的产出一样具有误导性。
此外，20 世纪末，印度解除对经济的诸多政府限制后，对产量增加的纯粹定量记录低估了由此带来的经济成就，因为这些定量记录并没有量化印度的手表、汽车、电视机以及电信服务为了应对国内国际企业的竞争而进行的巨大质量改进。这些质量改进，既涵盖快速的技术进步，也包括购买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便捷性提高，不再需要排队等待。
一些统计数据低估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差异，还有些统计数据则夸大了这些差异。比较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收入数据时，会受到年龄差异的影响，就像某个国家的总人口之中总是存在年龄差异一样。例如，尼日利亚、阿富汗和坦桑尼亚的年龄中位数都低于 20 岁，而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的年龄中位数都超过了 40 岁。这种巨大的年龄差距意味着一些国际收入差异的实际意义被严重高估了。自然界为热带国家免费提供了菠萝和香蕉生长所需要的热量，而其他国家在温室里种植同样的水果要投入巨额资金；同样，自然界为年轻人免费提供了许多对老年人来说成本昂贵的东西。
一国的产出数据也包括为应对老龄化引起的健康问题而生产的非常昂贵的药物和治疗方法，但是一个人口年龄结构较年轻的国家很少需要这些东西。因此，人均实际收入的统计数据也就高估了西方国家的老年人与非西方国家的年轻人之间的经济福利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