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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道德感受到个人、团体和国家间巨大的经济不平等的触动，许多人便将这些差异归因于特定群体拥有的“优势”或“特权”。但是，关键是要在成就和特权之间做出区分。这不是简单的语义问题。特权以牺牲他人为代价，但成就增加了他人的利益。
托马斯·爱迪生将电力引入千百万人的生活，促使他完成这项发明的因素很少人能够具备。但是，世界各地数量众多的人，无论是同时代的人，还是数代之后的人，都受益于爱迪生的成就。无论爱迪生取得的成就源自何处，我们都从这些成就中获得了收益，我们还受益于莱特兄弟，以及为人类增添了新维度的其他伟人。
类似地，研发小儿麻痹症等顽疾，或疟疾等致命疾病的治疗或预防药物的科学家，也使人受益匪浅。甚至，找到了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更佳方法，或能以更低的成本运输给消费者的企业领导者，他们也为提高全世界的生活水平做出了贡献。
这样或那样的情形，在取得不同成就的个人、团体和国家之间，制造了经济差异。对一些观察人士来说，这似乎是道德上的冒犯。但是，此处的道德判断同样需要对事实和原因有准确的认识，并清晰地区分特权和成就。只要目的是为了使人类生活更美好——无论是物质上，还是其他方面——而不是放纵自己的情绪，无视他人遭遇的实际后果，就不能简单地基于统计、想象和修辞进行道德判断，并据此制定政策。
个人、群体和国家并不具有能够促进经济繁荣或其他利益的相同因素，因此个人、群体和国家的命运并不公平。即使是具有截然不同的道德或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的人，也能够共享这样的道德判断。
正如本书第 23 章指出的，不论是地理、文化，还是历史，都没有给所有个人、群体或国家提供平等的机会。人口或政治等其他因素也各不相同。用杰出的经济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David S. Landes）的话来说：“自然跟生命一样不公平。” 但并不是所有不公平的根源——就非常不同的人生际遇来说——都具有道德维度：“没有人要为空气的温度、降雨量与时间，或地形走向而受到赞扬或指责。”
当然，我们可以根据一些决定和行动，对人类进行道德上的判断；而人类也需要对一些决定和行动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只盯住统计差异所显示的简单事实，并不能告诉我们这类决定或行动是哪些，更别提现在应采取什么有效行动了。为达成这些目的，我们不仅需要事实，更需要对经济、历史、政治、人性等进行分析。
我们还需要注意，道德上区分两类事情：一类让我们发泄压抑情绪的事情，另一类则是可能在实际上帮助出身不幸的人的事情。转移收入或财富相对较容易。但是，在落后群体中发展人力资本则更为有效，虽然这也更加困难。毕竟，转移的收入或财富只具有有限的使用期，而持续的经济发展取决于耗尽这些收入或财富后，填补空白的人力资本。道德判断不能脱离它们带来的后果。
道德不是一种奢侈品，而是必需品，因为没有哪个社会能够只靠武力来维系。即使是极权主义统治，也以其独特的道德观培植一种理念，因为即使是具有强权镇压和恐怖统治力量的政治机器，也不足以创造或维持社会的良性运转。然而，虽然道德原则对所有社会都是必要的，但光有道德原则并不充分。把道德原则应用于一个经济体，需要理解该经济体并具备相关知识，以及如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法官所说的，一种“思考事实，而非语句”的能力。
否则，举例来说，如果我们不能区分谁长期处于真正的贫穷中，谁是因为年轻处在入门级的低薪岗位，就试图帮助“穷人”，这样的努力很可能失败，并适得其反，因为后一类人随着不断积累对自己和社会都有价值的人力资本，将很快开拓自己的职业生涯。给“穷人”提供庇护，会造成这一过程短路，很多人会觉得没有必要去工作，而最低工资法会导致年轻人更难找到工作，这既损失了他们的当前薪酬，又耽误了他们获得未来的人力资本。同样地，要“思考事实，而非语句”，也使得区分特权和成就，不仅是语义问题，更是在做出道德判断时亟待澄清的重要问题。特权会伤害他人，它必须与成就区分开来，只有成就才会造福他人，并促进整个社会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