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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要对任何目标保持怀疑：在这个目标的名义下，将会发生哪些具体的事情？某项立法或政策鼓励什么、惩罚什么？它施加的约束又是什么？展望未来，这些激励和约束可能会产生什么后果？回顾过往，类似的激励和约束在历史的其他时空产生过哪些后果？正如杰出的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所言：
对于当代人的傲慢，研究历史是一剂强大的解毒剂。我们将羞愧地发现，许多我们看来新颖且可信的假设都很肤浅，它们反复地出现在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地方，并早已被证实是完全错误的，人类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成本。
我们已经见证了这种巨大的代价。俄罗斯尽管拥有欧洲大陆最肥沃的农田，它的人民却在忍饥挨饿；纽约有大量的空屋门窗被钉上木板，而寒冷冬夜里有些人只能露宿街头，虽然这些空屋能够容纳所有露宿街头的人。
在各个国家、各个历史时期，已经产生不良后果甚至灾难性后果的诸多经济政策展露了政策制定者的愚蠢——对于民主国家，则表明了投票支持这些政策的人是多么愚蠢。但是情况并非必然如此。虽然理解这些问题需要运用的经济分析不难掌握，但是人们必须先静下来，在经济学框架里思考它们。若是不能停下来透彻思考，那么人们是天才还是白痴就无关紧要了，因为他们的思维质量本身就是个问题。
除了激励和约束作用之外，我们的另一个中心议题是<strong>知识</strong>的作用。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数十亿美元的大型公司可能对环境变化及其影响的了解和掌握程度都落后于新兴对手，并因此从顶峰跌至谷底，甚至有一些公司一路狂跌至破产消亡。
事实虽然重要，但理解这些事实的<strong>含义</strong>更重要，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理解经济学达到。例如，伊士曼柯达公司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是国际摄影工业的巨头，却被数码相机的崛起击垮，柯达公司的众多产品建立在已经过时的胶片技术之上，而它们的市场受到了数码相机的冲击。然而，柯达公司缺乏的并不是关于数码相机的知识（<strong>数码相机正是由柯达公司发明的</strong>），而是未能看出这项新技术的<strong>含义</strong>以及其他公司开发这项技术的潜能，正是这些公司迫使柯达走向破产。这些其他公司不仅包括尼康、佳能等传统的相机制造商，还有摄影工业以外的公司，如索尼和三星，它们也开始涉足数码相机生产。
重要的并不是摄影行业或其他行业中的某家公司战胜了某个对手，而是知识与洞察力在市场竞争中的决定性作用。公众能够从中获益，是因为企业基于对当时当地的经济现实更准确的理解做出了商业决策，并存活了下来，具有替代用途的稀缺资源在这些企业中也得到了更有效地使用。
在中央计划经济体中，计划者要设定数百万个价格，并让这些价格对环境的诸多不可预知的变化做出反应，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不断失败一点都不令人惊奇。奇怪的是有人竟相信他们能够成功——因为要成功地安排价格，某个地方的某一群人需要使用并掌握的知识是海量的。
在市场经济中，知识和洞察力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即使这些知识和洞察力是由生长于贫困中的人掌握，如詹姆斯·卡什·彭尼或伍尔沃斯。有些经济体依赖于一小部分以出身或意识形态划分的精英的思想，我们能看到为什么市场经济国家往往比它们表现得更加出色。虽然市场经济常常被看作金钱经济，但它更应该被看作知识经济，因为我们常常可以看到，金钱追随着有用的新思想、新技术和新组织方式，即使这些创新是由本来没有钱的人实现的，亨利·福特、托马斯·爱迪生、大卫·帕卡德（David Packard）等，这些人并不是天生的有钱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往往是可获得的，但不论在何种经济制度下，知识和洞察力都是稀少且珍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