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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从长远来看，这一趋势可能会逆转，并引发相反的后果，即缓解社会不公。为什么会这样呢？当富人阶层专享的特殊待遇造成了显而易见的社会不公，并激怒了足够多的群体时，很可能就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广泛抵制。在美国，大多数群体或者影响力很大的少数群体会要求由国家或集体控制医疗体系。而在欧洲，医疗体系投资不足的问题可能在政治上再也无法被接受。当然，此次新冠疫情也可能最终会促使我们反思那些真正重要的职业，并重新设计整个社会给予那些职业的从业者的报酬方式。当前，一个善于做空的明星对冲基金经理对社会经济的贡献值得怀疑，但他们的年收入高达数百万美元；相比之下，护士对社会福利做出了无可置疑的贡献，但其收入和前者相比微不足道。将来，社会还能否接受这种状况呢？在乐观的情形下，随着我们逐渐认识到许多报酬低、缺乏保障的从业者为整个社会福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就会调整相关政策，以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提高他们的薪酬水平。这样一来，企业利润会降低，物价也可能上涨，但工人的工资会提高。面对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压力，毫无保障的雇佣合同和剥削性的政策漏洞就会被永久性职位和更优质的培训取代，社会不平等状况因而可以得到缓解。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一场大规模的社会革命，上述乐观的情景恐怕难以实现。
_社会动荡
后疫情时代面临的重大危险之一是社会动荡，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引发社会解体和政权倒台。无数的研究、文章和警告都强调了这一特别的风险，它们都是基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当人们失去了工作和收入，也看不到任何改善生活的希望时，他们就会诉诸暴力。下述引文就描述了这一问题的本质。这一引文是针对美国提出的，但其结论适用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
那些失去希望的无业无产者很容易对抗富裕阶层。目前，30%的美国人没有任何资产，甚至还负债累累。当前这场危机过后，如果有更多的人失去了收入和工作，无法享受医疗服务，他们就会变得绝望而愤怒。意大利最近爆发的越狱事件和2005年美国新奥尔良市在卡特里娜飓风期间发生的抢劫事件等场景就会变得司空见惯。当政府动用准军事力量或军事力量来镇压这些财产抢劫或攻击事件时，社会很可能就会开始解体。<sup><a id="note6" href="#note6n">[6]</a></sup>
早在新冠疫情席卷世界之前，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动荡已呈愈演愈烈之势。由此可见，社会动荡并非新生事物，只是疫情放大了它的风险。定义社会动荡的方式有许多种。在过去两年中，世界上已经发生了100多起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示威活动<sup><a id="note7" href="#note7n">[7]</a></sup>，穷国和富国概莫能外，其中包括法国爆发的“黄背心”运动，以及玻利维亚、伊朗和苏丹等国爆发的针对强人政治的游行示威活动。当然，其中绝大多数活动（尤其是后一种活动）遭到了残酷镇压。随着各国政府为了控制新冠疫情而强行禁止人口流动，这些抗议活动（就像全球经济一样）进入蛰伏期。然而，随着人群聚集和街头集会的相关禁令解除，民众旧有的怨愤和临时遭受压制的社会不安情绪定会卷土重来，而且很可能会形成更为浩大的声势。在后疫情时代，失业者、焦虑者、悲惨者、憎恨者、生病者和饥馑者的数量预计会大幅增加。生活的悲剧会频繁发生，失业者、穷人、移民、囚犯、居无定所者以及所有遭受排斥的社会群体会滋生更多的气愤、憎恨和恼怒情绪。所有这一切叠加起来，一场浩大的社会变革怎么可能避免？社会现象通常和大流行病具有同样的特征。正如前文所述，两者同样会出现转折点。当贫困、被剥夺感和失去权力的感觉达到一定的拐点，颠覆性的社会行动便会成为逼不得已的选择。
在新冠疫情危机的初期，一些知名人士就表达了这样的担忧，并提醒世界注意防范日益上升的社会动荡风险。瑞典实业家雅各布·沃伦伯格就是其中之一，他在2020年3月撰文指出：“如果疫情危机长期持续，失业率可能会高达20%～30%，而世界经济预计会萎缩20%～30%。届时迎接我们的不是经济复苏，而是社会动荡和暴力事件。疫情会给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后果，导致大量人口失业。民众会深受其苦，有人会悲惨死去，还有人会生不如死。”<sup><a id="note8" href="#note8n">[8]</a></sup>目前，失业率已经超过了沃伦伯格认为的“警戒线”：许多国家的失业率已经超过20%，直奔30%，大多数经济体在2020年第二季度的萎缩程度超出预期。接下来，形势将如何演变？社会动乱最有可能在哪里首先爆发？会以什么样的规模爆发呢？
截至本书编撰之时，新冠疫情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轮社会动荡。2020年5月末，乔治·弗洛伊德惨遭杀害之后，一场名为“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游行示威活动首先在美国爆发，随后迅速蔓延至世界各地。新冠疫情变成了一个决定性因素：乔治·弗洛伊德的死点燃了社会动乱这场大火，但是这场疫情造成的根本性问题，尤其是疫情暴露的种族不平等和失业率不断攀升，才是让抗议示威愈演愈烈的重要推手。为什么会这样呢？在过去6年中，已有近100名非裔美国人死于警方拘留，但直到此次乔治·弗洛伊德的死亡才触发了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由此可见，愤怒之火在疫情期间燃起并非偶然，它已经给美国的非裔群体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前文已述）。2020年6月末，新冠疫情在美国黑人中的致死率是在美国白人中致死率的2.4倍。与此同时，新冠病毒正在大大降低美国黑人的就业率。实际上，这实属正常：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差距已经非常巨大，以至不管从哪项指标来衡量，和白人劳动者相比，黑人劳动者都属于弱势群体。<sup><a id="note9" href="#note9n">[9]</a></sup>2020年5月，美国黑人的失业率高达16.8%（相比之下，全国的平均失业率为13.3%），以至形成了被社会学家称为“闲暇余度”（biographical availability）<sup><a id="note10" href="#note10n">[10]</a></sup>的现象：全职劳动力的减少往往导致更多的人参加社会运动。我们还不清楚“黑人的命也是命”这场运动将如何演变，也不了解它会以何种形式持续下去。但是，目前的迹象表明，它正在超越种族问题的范畴，演变为一场更加广泛的社会运动。针对制度性种族主义的抗议活动已经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公平和包容性的普遍呼吁。这个问题和前一节探讨的不平等问题一脉相承，同时也说明了各项风险之间能够相互影响、相互放大。
必须要强调的是，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社会动荡也没有“机械的”触发装置——社会动荡是一个群体人性动态和心态的外在表现，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按照万物互联和复杂性理论，社会动荡属于典型的非线性事件，可能是由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和环境等各方面因素共同触发的。这些因素既可能是极端天气事件导致的经济冲击和困境，也可能是种族矛盾、粮食短缺甚至是感到社会不公的一种情绪。这些因素和其他各种因素可能还会相互影响，产生“瀑布效应”。因此，具体的动乱事件难以预见，却又往往在意料之中。什么样的国家最容易发生动乱呢？缺乏社会保障的贫穷国家和社会保障力度薄弱的富裕国家最容易遭遇动乱风险，因为这样的国家没有或缺乏失业福利之类的政策工具来缓冲收入损失带来的冲击。正因如此，像美国这样奉行个人主义的社会比欧洲国家或亚洲国家更容易面临风险，因为后两者要么具有更强烈的团结意识（比如欧洲南部），要么拥有能够支持弱势群体的强大社会体系（比如欧洲北部）。有时候，有的国家甚至兼具这两种特性。比如，意大利等国家既拥有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又具有非常明显的团结意识（尤其注重代际团结）。同样，在许多亚洲国家盛行的儒家文化把责任感和代际团结置于个人利益之上，非常看重有利于集体的行为措施和社会规范。当然，这并不是说欧洲国家和亚洲国家就不会爆发社会动乱，绝对不是！法国的“黄背心”运动已经表明，如果社会期望不能得到满足，即使是拥有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也仍有可能发生激烈而持久的社会动乱。
社会动乱会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但也必须指出，面对潜在的社会动乱，我们也并非无能为力，原因很简单：政府、企业和其他组织可以未雨绸缪，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来缓解风险。社会动乱的最主要根由是不平等，而政府往往掌握着相应的政策工具，能够解决令人难以接受的社会不平等问题。
_“大”政府的回归
米思伟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撰文指出：“新冠疫情让政府再次变得重要，不仅仅是再次强大，而且是再次变得至关重要（那些不可一世的企业已经放下身段，祈求政府的帮助）。真正能够发挥巨大作用的是，你的国家能否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是否拥有强大的政府机构和有效的财政体系。政府能否做到善治，直接决定人的生死。”<sup><a id="note11" href="#note11n">[11]</a></sup>
过去500年，我们从欧洲和美国获得的最大教训之一是：严重的危机会强化国家的力量。事实始终如此，新冠疫情也不例外。历史学家指出，自18世纪起，财政实力日益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总是有发动战争的需求，尤其要在遥远的国家发动需要扩充海上力量的战争。比如，1756—1763年爆发的“七年战争”据称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战争，当时欧洲的所有大国都参加了这场战争。自此，每当遇到重大危机，国家力量总能得到进一步强化，而征税往往是首先可以动用的手段：“征税是主权归属中固有的、不可缺少的特征，也是每一个独立政府的权力。”<sup><a id="note12" href="#note12n">[12]</a></sup>以往的一些案例表明，这次疫情过后，税率会提高。和以往一样，提高税率背后的社会逻辑和政治理由都是源于“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只是这次面对的是一个无形的敌人）这样的论调。
法国的所得税最高税率在1914年是0，到了一战结束一年后，这一税率提高到50%。1917年，加拿大首次实行所得税，作为一种临时性措施为战争筹集资金。到二战期间，加拿大大幅提高了税率，在企业之外，向所有所得税纳税人统一征收20%的附加税，并引入了很高的边际税率（69%）。战争结束后，加拿大的税率降了下来，但仍然远远高于战争之前的水平。同样在二战期间，美国的所得税从“阶级税”转变成了“大众税”，纳税人数量从1940年的700万增加到了1945年的4200万。在美国历史上，累进税最高的年份是1944年和1945年，针对超出20万美元（相当于2009年的240万美元）部分的收入征收94%的税率。处于征收范围的纳税人谴责这样的高税率简直就是“没收财产”的行为，但此后20年，这一税率一直维持在80%以上的水平。二战结束后，许多其他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甚至经常是极端的税务措施。在二战期间，英国的所得税最高税率甚至达到了令人瞠目的99.25%！<sup><a id="note13" href="#note13n">[13]</a></sup>
有时候，国家对税收的主权权力会转化成多个领域切实的社会收益，比如有助于打造社会福利体系。但是，这些向完全“新生事物”的大规模转型基本都是为了应对来势汹汹的外部冲击或者潜在冲击带来的威胁。比如，二战导致大多数欧洲国家设立了终身制的国家福利体系。冷战也一样，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非常担心内部爆发共产主义起义，于是先发制人，制定了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国家官僚机构管理着从交通到能源的大部分经济部门，并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