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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主要由各类排放引起的空气污染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从糖尿病、癌症到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不一而足。各类排放问题还导致了全球变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数据，世界90%的人口所呼吸的空气都未能达到安全标准，这导致每年有700万人过早死亡，并促使世界卫生组织将空气污染列为一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我们现在知道，空气污染加剧了任何一种冠状病毒（不仅是当前正在肆虐的新冠病毒）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早在2003年，在“非典”疫情肆虐期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空气污染的状况能够解释这种病毒致死率的差异。<sup><a id="note4" href="#note4n">[4]</a></sup>该报告首次指明了下列规律：空气污染越严重，冠状病毒疾病造成的死亡率就越高。此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长期呼吸肮脏的空气让人更容易感染冠状病毒。在美国，近期发表的一份医学论文认为，在空气污染更加严重的地区，新冠肺炎造成的死亡率更高，因此在一些空气污染更严重的美国郡县，因感染新冠病毒而入院治疗的人数和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也会更多。<sup><a id="note5" href="#note5n">[5]</a></sup>医学界和社会公众已经达成的共识是，空气污染暴露水平和新冠病毒感染概率之间存在正相关性，而当病毒真正来袭的时候，结果就会更加糟糕。这项研究还处于早期阶段，但进展非常快，目前虽无法证明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明确展示了空气污染和新冠病毒的传播性、严重性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空气污染，尤其是具体的颗粒物浓度，会损害呼吸道——肺的第一道防线。因此，生活在高污染城市的居民（无论什么年纪）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更高，死亡率也更高。这或许可以解释，伦巴第（欧洲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市民在感染新冠病毒后，死亡率几乎相当于意大利其他任何地区的两倍。
疫情封禁和碳排放
要确定2020年的全球二氧化碳减排量，目前还为时尚早，但国际能源署在《全球能源论评报告2020》中预测，今年的碳排放量将降低8%。<sup><a id="note6" href="#note6n">[6]</a></sup>虽然这一数据可能代表着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年度降幅，但相对于二氧化碳减排问题的严峻性来说，这仍属杯水车薪。此外，联合国认为，要想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需要在未来10年每年减排7.6%，因此和这一目标相比，今年的减排成就仍然不值一提。<sup><a id="note7" href="#note7n">[7]</a></sup>
鉴于各国采取的严格封禁措施，8%的减排数字看起来非常令人失望。这似乎也表明，相比电力、农业和工业（除了部分行业，这些排放“大户”在疫情封禁期间仍然运行）的大量排放，个人开展的微小行动（大幅减少消费，不开汽车，不坐飞机）似乎微不足道。这一数据还揭示了一个事实：碳排放方面最大的“出格者”并不一定是那些显而易见的罪魁祸首。近期发布的一份可持续发展报告显示，为了给电子设备提供电力并维持其数据传输功能，电力生产行业的碳排放总量约相当于全球航空业的排放总量。<sup><a id="note8" href="#note8n">[8]</a></sup>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我们虽然残酷地实行了前所未有的封禁措施，将世界1/3的人口限制在家长达一个多月，但对于实施有效的去碳化战略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因为即便如此，世界经济仍然源源不断地排放出大量二氧化碳。那么，真正的去碳化战略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要想解决这项牵涉广泛的艰巨挑战，唯有综合采取下列措施：第一，对能源生产方式进行彻底的、系统性的变革；第二，对我们的消费行为进行结构性变革。后疫情时代，如果我们还是遵循以往的消费方式（开同样的汽车，飞往同样的目的地，吃同样的食物，以同样的方式为我们的房子供暖，等等），我们就浪费掉了利用这次新冠疫情来实施气候政策的大好机会。相反，如果我们能将在疫情期间被迫摒弃的一些习惯转化为消费行为的结构性改变，就有可能对气候产生积极影响。减少一些通勤，增加一些远程办公，用骑自行车或步行来代替驾车出行，让城市空气和疫情封禁期间一样清洁，去离家更近的地方度假，等等。所有这些行为如果能汇聚起来，就能聚沙成塔，实现持续减排的效果。这也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新冠疫情最终是会推动还是会抑制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政策？
_大流行病对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政策的影响
新冠疫情必定会深刻影响未来多年的政策环境，其带来的重大危险在于它会遮掩环境问题。据可靠消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原定于2020年11月在格拉斯哥会议中心举行，但该会议中心在4月份被改成了医院，专门收纳新冠肺炎患者。许多气候谈判被延缓，许多政策计划被延期，这就传递出一个信息：在相当长时期内，政府领导者会只关注新冠疫情给各领域带来的直接问题。但与此同时，另一种说法也开始浮出水面，一些国家领导人、企业高管和意见领袖也对此加以详述：决不能浪费新冠疫情带来的大好机会，现在正是制定可持续环境政策的绝佳机会。
实际上，后疫情时代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可能会走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第一个方向正如上文所述：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后果如此严重、错综复杂和难以解决，以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政府可能会决定“暂时”搁置全球变暖的问题，专心推动经济复苏。如果情况是这样，相关决策制定者将会通过提供补贴的形式，支持和刺激严重依赖化石燃料和碳排放的行业。他们会逐步降低严格的环境标准，消除经济快速复苏会面临的这块绊脚石，并会鼓励企业和消费者尽可能生产和消费更多的“东西”。第二个方向则源于完全不同的愿景：大多数社会公众会重新意识到，生活可以有所不同，这样的社会责任感会为企业和政府提供动力。同时，环境激进主义者也会助力这一转变：必须抓住当前时刻，充分利用这一独特的机遇期，重新设计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好地造福整个社会。
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展望上述两个方向会带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当然，最终的结果会因国家和地区而异。没有哪两个国家会采取同样的政策，也没有哪两个国家能同样快速地展开行动，但归根结底，它们会迈向更加低碳的未来。
有三大原因解释了为什么这一切不会自动实现，以及为什么当新冠疫情开始消退时，人们对环境的关注可能会减弱。
第一，政府可能会认定，不计任何“代价”地追求经济增长以缓和疫情对就业问题的影响，最符合集体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