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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花了不少笔墨探讨疫情可能给我们带来的种种影响，如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然而，一切都还为时尚早，我们甚至无法确定疫情是否已经过去。在缺乏足够数据和研究的情况下，对未来的所有推测都如空中楼阁。尽管如此，对于本书所讨论的宏观和微观问题，我们还是可以预见一些可能的变化。新冠疫情迫使我们观照此前未曾考虑过的内在问题，若非疫情和封禁，很多问题可能永远也不会浮出水面。反思这些根本问题，就是重构认知地图的开始。
像疫情这样的生存危机让我们直面内心的恐惧和焦虑，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的自省机会。危机促使我们抓住实质性问题，并给出更有创造性的回答。历史告诉我们，新的个人和集体组织形式往往诞生在经济和社会萧条之后。前文讲述了流行病彻底改变历史进程的真实案例。常言道：“需要乃发明之母。”灾祸横行之际，往往也是创新蓬勃发展之时。在新冠疫情期间，这一点尤为适用。除了上千万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照常工作的便利店和超市员工，以及家有幼童的父母或照顾老人或残障亲属的人士之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疫情打乱了高速运转的生活“常态”，迫使我们放慢脚步，给了我们更多的时间进行反思。大把宁静的独处时光（尽管独处过久有时会带来孤独感）可视为疫情给我们的“馈赠”，让我们每个人以及整个社会得以放慢脚步深入思考：我们是谁？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哪些是我们真正想要的？这段时期的强制性集体反思或将引起行为的转变，反过来又会引发我们对信仰和信念更深刻的反思，或将最终改变我们对事情的取舍抉择，进而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社交、照顾家人朋友、锻炼身体、健康管理、购物、子女教育以及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位置。越来越多看似平淡无奇的问题亦将摆在我们面前，比如，我们清楚什么是最重要的吗？我们是否太自私，过度专注于自我？我们是否把事业看得太重，在工作上花费了太多时间？我们是否沦为了消费主义的奴隶？感谢疫情按下“暂停键”，让我们停下来思考。后疫情时代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与疫情发生前相比，很可能已经有所不同。
让我们放飞思绪，敞开思路，想一想这些潜在变化。在我们看来，即使它们发生的概率并不高，但仍然超出普遍预期。
_创造性
“所有杀不死我的，都会让我变得更强大。”尼采的这句话虽然已是老生常谈，但的确言之有理。然而，并不是每个从疫情中幸存下来的人都会变得更强大，事实远非如此。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只是极少数，他们的行动和成就在当时听起来可能微不足道，事后看来却有着巨大影响。创造性思维是其中的关键，对时间和地点（如行业）的准确把握也同样重要。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几年，我们将在数字和生物技术领域看到初创和新兴企业的创造力大爆发。借疫情的东风，这两大领域最具创造力和独创性的人才将取得长足的创新与发展的机会。优秀企业家亦有机会大展身手！
科学、艺术领域也可能焕发创新活力。历史上的名人事迹印证了疫情封禁可以激发创造力。在黑死病期间创造卓越成就的牛顿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665年夏，英国剑桥大学因黑死病被迫停课，牛顿回到林肯郡的家中住了一年多。在这段迫于无奈的隔离岁月，牛顿爆发了惊人的创造力，创立多项理论，尤其是提出了引力平方反比定律（他家旁边有一棵苹果树，他由苹果落地联想到月球的轨道运动，由此受到启发，发现万有引力），为他的重力和光学理论奠定了基础，这一年也因此被称为牛顿的“奇迹年”。<sup><a id="note1" href="#note1n">[1]</a></sup>
隔离激发创造力的原则也适用于文学，西方世界一些最著名的文学作品都是由此诞生。有学者认为，1593年伦敦瘟疫期间剧院被迫关停，推动了莎士比亚由戏剧转向诗歌创作，正是在此期间，他出版了广为流传的叙事长诗《维纳斯与阿多尼斯》，诗中女神维纳斯恳求少年阿多尼斯给她一个吻，“把疫疠从应降大灾的年月中祓除绝”。几年后，17世纪初，英国再次暴发鼠疫。官方出台规定，当一周内疫情死亡人数超过30人，剧院演出必须取消，因此伦敦的剧院经常关闭。剧院关停、剧团禁演让莎士比亚得以潜心创作，仅仅在1606年，他就创作了《李尔王》、《麦克白》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三部剧作，因此，这一年成为莎士比亚的高产之年。<sup><a id="note2" href="#note2n">[2]</a></sup>俄国著名作家普希金也有类似的经历。1830年，普希金所在的下诺夫哥罗德市霍乱流行，他因此困居于一座乡村庄园。忧郁已久的他突然感到如释重负，怡然自得。隔离的三个月是普希金一生中最富有创造力、最高产的时期，在此期间他完成了代表性杰作《叶甫盖尼·奥涅金》并创作了多部短篇作品，其中有部短剧名为《瘟疫流行时的宴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