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国内国际失衡 (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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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d="jz_2_258" href="#jzyy_2_258">(7)</a> IMF的张龙梅等人（Zhang et al., 2018）对比了我国和其他国家在公共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支出差异。IMF的夏蒙（Chamon）和康奈尔大学的普拉萨德（Prasad）在一份研究中（2010）描绘了我国老年人的高储蓄率，认为城镇居民在教育和医疗上的高支出是推高储蓄率的主因。中央财经大学陈斌开、上海交通大学陆铭、同济大学钟宁桦（2010）分析了我国城市移民消费不足的问题。
<a id="jz_1_259" href="#jzyy_1_259">(8)</a> 经济发展会导致产业结构变化，推动劳动收入份额起伏，可参考复旦大学罗长远、张军的论文（2009）与清华大学白重恩、钱震杰的论文（2009），后者也估计了国企改革的影响。
<a id="jz_1_260" href="#jzyy_1_260">(9)</a> 上海交通大学陆铭的著作（2016）分析了这种“过度资本化”的制度成因。北京大学余淼杰和梁中华的论文（2014）指出，加入WTO后，企业引进资本品和技术的成本下降，刺激了企业用资本替换劳动。
<a id="jz_2_260" href="#jzyy_2_260">(10)</a> 有个经济学概念叫“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弹性”。该弹性若大于1，资本相对价格下降后，企业就会使用更多资本、更少劳动，导致收入分配中劳动的份额下降。复旦大学陈登科和陈诗一的论文（2018）指出上述替代弹性在我国工业企业中大于1。明尼苏达大学卡拉巴布尼斯（Karabarbounis）和芝加哥大学奈曼（Neiman）的论文（2014）指出，资本品价格相对下降引起的劳动份额占比下降，是个全球性的现象。
<a id="jz_3_260" href="#jzyy_3_260">(11)</a> 武汉大学陈虹和李丹丹，以及圣地亚哥加州大学贾瑞雪和斯坦福大学李宏斌等人的论文（Chen et al., 2019）介绍了我国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情况。
<a id="jz_1_261" href="#jzyy_1_261">(12)</a> 哈佛大学史学家贝克特的著作（2019）是“新资本主义史”代表作之一，是一部杰作。但其中一些失实和夸大之处，也招致了经济史学家的批评，比如戴维斯加州大学奥姆斯特德（Olmstead）和密歇根大学罗德（Rhode）的精彩论文（2018）。
<a id="jz_1_262" href="#jzyy_1_262">(13)</a> 关于“亚洲奇迹”和“中国奇迹”这种“重积累、重投资”的模式（其实相当程度上是工业化的一般模式），有两本书做了系统、深入且生动通俗的描述和分析。一本来自史塔威尔（2014），另一本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李周与北京大学的林毅夫（2014）。
<a id="jz_2_262" href="#jzyy_2_262">(14)</a> 哈佛大学罗德里克（Rodrik）的论文（2013）描述和分析了全球制造业生产率的“趋同”现象。
<a id="jz_1_265" href="#jzyy_1_265">(15)</a> IMF的张龙梅等人（Zhang et al., 2018）估计了国企和民企的储蓄率和分红率。公司储蓄率或留存利润的上升，也是个全球性的现象，比如美国苹果公司账上的天量现金。这方面的研究很多，可参考明尼苏达大学卡拉巴布尼斯（Karabarbounis）和芝加哥大学奈曼（Neiman）近几年的论文（Chen, Karabarbounis and Neiman, 2017;Karabarbounis and Neiman, 2019）。
<a id="jz_2_265" href="#jzyy_2_265">(16)</a> 2017年，国务院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2019年，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资委、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推开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的通知》。
<a id="jz_1_267" href="#jzyy_1_267">(17)</a> 参见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温家宝答中外记者问（2007年3月）。
<a id="jz_1_270" href="#jzyy_1_270">(18)</a> 国际石油市场的变化总是引人遐想，充斥着各种阴谋论和地缘政治分析。但这些起伏背后最重要的因素依然是市场供求。中化集团王能全的著作（2018）分析了最近几十年的石油市场起伏，事实清楚，数据翔实，是很好的参考读物。
<a id="jz_1_271" href="#jzyy_1_271">(19)</a> 美元特权的源起和影响，著述很多，可参考伯克利加州大学艾肯格林（Eichengreen）的通俗介绍（2019）。
<a id="jz_2_271" href="#jzyy_2_271">(20)</a> 美国贸易逆差和中美双边贸易差额的数据，来自美国的BEA和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
<a id="jz_3_271" href="#jzyy_3_271">(21)</a> 麻省理工学院的奥托尔（Autor）等人的论文影响很大（Autor, Dorn and Hanson,2013）。
<a id="jz_1_272" href="#jzyy_1_272">(22)</a> 这是在调整完价格因素之后的比重，数据来自哈佛大学罗德里克（Rodrik）的论文（2016）。
<a id="jz_1_273" href="#jzyy_1_273">(23)</a> 从中国的进口刺激了很多部门的就业，尤其是使用中国货作为投入的部门。详细分析和证据来自乔治梅森大学王直和哥伦比亚大学魏尚进等人的研究（Wang et al., 2018）以及斯坦福大学布鲁姆（Bloom）等人的研究（2019）。
<a id="jz_2_273" href="#jzyy_2_273">(24)</a> 实验结果来自哈佛大学迪泰拉（Di Tella）和罗德里克（Rodrik）的研究（2020）。麻省理工学院的奥托尔（Autor）等人的论文（2020）指出，那些受贸易冲击较大的地区，投票中的政治倾向两级分化更为严重。
<a id="jz_1_274" href="#jzyy_1_274">(25)</a> 数据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奥托尔及乔治亚理工学院舒翩等人的研究（Autor et al.,2019）。
<a id="jz_1_277" href="#jzyy_1_277">(26)</a> 数据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TiVA数据库。
<a id="jz_2_277" href="#jzyy_2_277">(27)</a> 公司的具体名单和简要介绍，可参考宁南山发表在其公众号的文章《从2019年苹果全球200大供应商看全球电子产业链变化》。
<a id="jz_1_278" href="#jzyy_1_278">(28)</a> 这方面的理论可参考哈佛大学阿吉翁（Aghion）等人的论文（2018）。
<a id="jz_1_282" href="#jzyy_1_282">(29)</a>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格申克龙（Gerschenkron）的杰作（2012）详细阐述了这两大特征所带来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