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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我看来,真正的选择似乎并不在价值和成长之间,而在当前价值和未来价值之间。成长型投资赌的是未来可能实现也可能无法实现的公司业绩,而价值投资主要建立在分析公司当前价值的基础之上。
《中庸之道》,2004年7月21日
乔尔·格林布拉特:巴菲特最大的贡献之一是扩充了价值的概念,即价值不仅仅是“便宜”。巴菲特寻找市面上可以买到的、其价格具有吸引力的“好”企业,而成长的概念是被纳入到价值计算当中的。
你可以轻而易举地下结论:坚持价值投资无须揣测未来,而成长型投资唯一要做的就是揣测未来。但是这种说法未免武断,毕竟,确定企业的当前价值是需要考虑企业的未来的,继而必须考虑可能的宏观经济环境、竞争环境与技术进步。如果公司资产被浪费在赔钱的经营或失策的收购上,那么即使大有希望的net-net投资也可能以失败告终。
在价值投资和成长型投资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二者均要求我们应对未来。价值投资者将企业的潜力视为增长,“以合理价格增长”的成长型投资则明确表达了对价值的敬意——只是一个程度问题。无论如何,我认为完全可以这样说:成长型投资关注未来,而价值投资强调当前,但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未来。
让我带你回到成长型投资与价值投资形成鲜明对比的“漂亮50”的狂热时期,看一看成长型投资的极端例子。
1968年,我得到了在投资管理业的第一份工作,在纽约第一国民银行(现在的花旗银行)投资研究部做暑期工。银行采用的是所谓的“漂亮50投资”方法。投资目标是确定长期收益增长前景最为光明的企业。除了增长率,投资经理还强调“质量”,意即具有实现增长预期的高度可能性。当时公认的说法是,如果一家公司成长足够快并且质量足够好,那么股价高低是不需要考虑的。如果股价以今天的指标衡量过高,那么过上几年它就会物有所值。
于是,就像现在一样,医药股、科技股和消费股在成长型股票投资组合中占了极大的比重。银行的投资组合中包括那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如IBM、施乐、柯达、宝丽来、默克(Merck)、礼来(Eli Lilly)、雅芳、可口可乐、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惠普、摩托罗拉、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珀金埃尔默(Perkin-Elmer)——都是美国的大公司,都有着光明的成长前景。既然这些公司是不可能出问题的,那还犹豫什么呢,倾囊买进它们的股票就是了。
将时间推后几十年,现在的你如何看待上面列举的那些公司?有些公司,如柯达和宝丽来,因为不可预见的技术变革导致基础业务锐减。其他公司,如IBM和施乐,因为行动迟缓成为新兴竞争者大快朵颐的猎物。总而言之,自我开始工作以来的42年中,在纽约第一国民银行的名单里,一些美国最好的公司已经衰落甚至倒闭。长期增长的持续时间不过如此,准确预测的能力也不过如此。
克里斯托弗·戴维斯:有意思的是,这一投资组合——如果在1968年买进并持有至今——最终跑赢了市场,但从困境中走出来却耗费了几十年的时间,而成功也仅仅是仰赖于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优异表现。尽管原则是正确的(过高的股价减损了收益),但是这一案例仍然提醒我们,股票和债券是有区别的。因为股票代表了企业的所有者的权益,从本质上来讲是无限期的;如果你对企业的判断是正确的,时间可以冲减过高的成本。在一些罕见的案例中(如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在超过40年的时间里一直以两位数的复利增长,从这样的“奇迹”中获利是有可能的。据我所知,在固定收益类投资里并没有这样的机会。
与价值投资相比,成长型投资的重心是寻找制胜投资。然而,如果找不到制胜投资,为何还要忍受揣测未来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呢?毫无疑问的是:预见未来比看清现在更加困难。因此,成长型投资者的平均成功率会更低,但是一旦成功,得到的回报有可能会更高。如果能够准确预测出哪家公司将推出最好的新药、最强大的计算机或最卖座的电影,那么由此所带来的收益是相当可观的。
总而言之,如果判断正确,成长型投资的上涨潜力更富戏剧性,而价值投资的上涨潜力更有持续性。我选择的是价值投资法。在我的书里,持续性比戏剧性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