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得起放不下的中国史 肆 让历史记住的女人，都有彪悍的人生 (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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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楼里卖唱的小女子，与雄霸一方的都督大将军，般不般配？

或许我们看小说时总能瞧见这样的剧情，而真实历史中，也有一些传奇人物，他们的人生远比小说精彩。

面对这样的质疑，十四岁的董毛媛说：“我的容貌就是要配一个爱国英雄的！”

但当那个样貌英俊的男主人公走出来，拉起她的手问“你跟不跟我走”的时候，董毛媛却不肯了，她只说：“我不当人小老婆的。”

01

董毛媛从小的时候就被人说心气儿高。

1900年，她出生在上海浦西的一个贫民窟里，父亲是拉黄包车的，母亲是做帮佣的，家境十分窘迫，她年幼的弟弟妹妹都因为无钱治病，先后死去了。

她小时候就长得好看，被弄堂里的人称作“小西施”。不管什么年代，总有生于贫贱却长得好看的姑娘靠色相改变命运的，毛媛的母亲就存了这样的心思，给她裹了小脚，盼望着她长大后能靠一双三寸金莲踏进有钱人家的大门。

但毛媛却不乐意，一次次扔掉裹脚布。母亲生气了，说她裹脚只裹一半，是个半截观音。毛媛硬脾气地跑到庙里去，指着泥像对她娘讲：“观音菩萨也是个大脚呢！”

十二岁那年，父亲生了重病，家里愈发窘迫。为了给父亲筹药钱，毛媛被卖到了堂口里学戏，期限三年。

所谓“堂口”，其实就是青楼，毛媛虽然是卖艺不卖身的清倌人，但风月场里哪会留人清白？

刚进青楼时，老妈子将她梳洗打扮好，拉到照相馆里拍了一张照片。那是她第一次拍照，虽穿得体面，内心却充满了惶恐。

毛媛年纪尚小，便以清丽的嗓音获得众多客人喜爱，老妈子将她当作摇钱树，只等她长大成人，就送出去给有钱的老爷们。

美丽对于出身寒微的女子来说，有时候是一种负担。咿咿呀呀的小调和男人的调笑声响在耳畔，让她一日日陷入恐慌。

清朝专制帝制被推翻，革命胜利了，男人们都剪了辫子，女人也不用裹脚了，外面正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可是毛媛只感受到了自己身体的发育，她越来越害怕。

就在这时，一个男人出现在她面前。

夏之时，一个英武不凡、器宇轩昂的军人，他每次来时都要毛媛作陪，但只是要求她在旁边唱曲儿——夏之时实际上是在这里与一些人做秘密会谈，毛媛只是个幌子。

毛媛不晓得这个男人在做什么，只听人说他是显赫的大人物，二十四岁就做了四川省副都督和总司令，是个救国救民的大英雄。

夏之时从来不嫌弃她的出身，空闲时会教她读书写字，还会与她讲时局的变化，讲东洋、西洋的各种奇闻逸事。

我更细心地观察夏爷了，见他身材高壮，肤色白润，额宽，眉清目秀，两眼炯炯有神，神态英俊，性格豪爽，自此我就更加爱慕他，并留心夏爷是不是真心爱我。对镜自照，暗自喜欢，以我的相貌是应当配一个爱国英雄的。

三年期满，夏之时提出要为她赎身，要娶她回家。当时，夏之时的发妻闫氏生了肺痨，命不久矣。毛媛不愿意在这时嫁给他：“大街小巷都说我要嫁给你，你老婆没死，晓得了还不得活活气死？难道我比肺病更害人？”后来闫氏去世，毛媛才与他约法三章：第一，坚决不做小老婆；第二，要带她到日本求学；第三，成家后，夏之时管国家大事，她主理家务。

还没来得及赎身，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悬赏三万大洋要拿夏之时的人头，他不得不逃到日本避难，毛媛也逃出青楼，搭上黄包车随他而去。

02

1914年，昔日的青楼歌女迎来了全新的人生，她与夏之时正式结婚，改名董篁，字竹君。从此以后，上海滩少了娇滴滴的“小西施”，世间多了一个“自由人”董竹君。

婚后，董竹君在日本生活，就读于东京女子高等学校，一边读书，一边相夫教子。

夏之时出身优渥、少年得意，身上有许多大男子主义的派头，从前交往时还不觉得，结婚以后矛盾便一点一点凸显出来。他不喜欢妻子与外人多来往，甚至不喜欢她交朋友。董竹君却是个追求自由的女子，她修完东京女校的课后，还想去法国深造。夏之时对此十分不满。

1915年，夏之时奉命回国，临行前给了董竹君一把枪，说是防贼，但又强调，若是她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就用这把枪自杀。不仅如此，他还让在上海南洋中学读书的四弟去日本监视嫂嫂，以免她红杏出墙，不久后又要求她回国，去四川和夏家人一起生活。

到了夏家大宅，董竹君才知道丈夫是生长在一个怎样封建庞杂的大家族里。各房媳妇都看不起董竹君的出身，婆婆更是公然放话：“一个卖唱的只配当姨太太罢了。”

做了督军夫人，却每日周旋于琐碎家务，还要应付着各方冷眼，董竹君的日子并不好过。不甘愿局限在这四方宅院的小小天地中，经过一番筹划，她用积蓄开办了“富祥女子织袜厂”和做出租黄包车生意的“飞鹰公司”，大胆向新时代女性的方向迈进。夏之时的革命党友人来拜访，赞叹道：“你们家前面琅琅读书声，后面一片织机声，真是朝气蓬勃，好一个文明家庭。”

不过，由于经营不善，家中也不支持，董竹君的这两个厂子渐渐都萧条下去了。而这时，夏之时的仕途也遭受了重大打击，1919年，由于在派系斗争中跟错了人，他被解除公职，削夺了军权。

夏之时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热血报国的少年英雄了，他渐渐堕落成一个整天吸食鸦片、浑浑噩噩度日的人，每天除了抽烟打麻将，就是回家打老婆。

辛亥革命时，他是最激进的新青年，此时却被封建大男子主义占据了头脑。他不允许董竹君去外面抛头露面，她就连和他的士兵多说一句话都要遭到毒打。

她为他生了四女一男，但夏之时十分重男轻女，从来不管四个女儿的生活教育。有一次大女儿出痧疹，发高烧危及性命，董竹君彻夜不眠地守护，竟被他指责不管家务。

当时时局动荡，夏家从四川搬到上海法租界，董竹君为女儿请了钢琴家教，只因那个男性钢琴教师写了封叙述课业的信给董竹君，夏之时便拿起菜刀追着她喊打喊杀。

面对丈夫的改变，董竹君终于忍无可忍，带着四个女儿离家出走了。

03

一直以来，夏之时都觉得自己是救她出青楼火坑的人，她是他的私有物。董竹君的骤然出走令他大受打击，他不停写信给她，一次次忏悔，董竹君却无法相信他的诚意。

夏之时坚定地认为，一个女人带着四个孩子，还要赡养年迈的父母，在这物价飞涨的上海滩不可能生存，他还笑着说：“我们来个君子协定，暂不离婚，你要是带着女儿没在上海饿死，我的手掌给你煎来吃。”

董竹君彻底对这个男人死心了。

1929年，两人正式签署离婚协议。当时的上海文艺界对她大加褒扬，称她是《玩偶之家》里那个“出走的娜拉”，然而只有“娜拉”自己知道，出走以后的日子有多艰难。

为了生活，她不得不频繁出入当铺。但她并不是坐吃山空的人，离开夏家的第二年，她就创办了群益纱管工厂。

一开始的生意并不好做，全靠丈夫的朋友戴季陶资助了一笔钱才得以勉强维持。刚刚有了收益时，战争爆发了，战火将她的工厂毁于一旦。

她参加进步社团，和一群小年轻一起反抗日本人，抵制日货支持国货，却在一次爱国演讲后被抄了家，还被抓进大牢蹲了四个多月。这下子，她钱财散尽，彻底一无所有了。

母亲不断地劝说她回夏家，认为女人就应该相夫教子，可她偏偏不肯信这个邪。

1935年3月，得到朋友李嵩高支持的董竹君开了一家饭馆，取名“锦江川菜馆”。

这次的生意意外红火，锦江菜馆的名声越来越大，就连黄金荣、杜月笙这样在上海滩响当当的人物也成了这里的常客，很多南京、上海的军政要员都喜欢来这里吃饭。连卓别林访问中国时，也对锦江菜馆的香酥鸭子恋恋不忘。

为了鼓励女性追求独立自主，董竹君还专门创办了锦江茶室，聘请女性服务员，帮助她们取得经济独立。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锦江菜馆成了不少革命人士的避难所。董竹君身处上海，却不断为前线捐款捐物，还创办了《上海妇女》杂志，鼓励女性加入斗争的行列。

1945年，抗战胜利，整个中国百废待兴，董竹君创办的锦江饭店成了上海滩最著名的地标之一，而她也成为上海滩最具传奇色彩的女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锦江饭店成为上海第一家可以接待国宾的场所，一直到今日，它都是上海滩的灯红酒绿里一个传奇的所在，接待了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三百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1997年，董竹君去世，享年九十七岁。

她在自传《我的一个世纪》中写道：“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弃信念。”

造化常常为庸人设计，真正的勇士从来不会局限于出身、时局和周遭的冷眼流言，他们敢于正视命运，扼住命运的喉咙，给自己挣出一片天。

董竹君生于贫民窟，长于青楼馆，曾想安心做别人的太太，却最终义无反顾摔上家门，离开了那个束缚她的封建家庭，创办起自己的事业，显达于动荡的时局中。

她成就自己，也成就了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