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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大汉帝国的发展
一 纯郡县制的重建
刘邦即帝位之初，除封了七个异姓的“诸侯王”外，又陆续封了一百三十多个功臣为“列侯”。汉朝的封君，主要的就是这诸侯王和列侯两级。在汉初，这两级的差异是很大的。第一，王国的境土“多者百余城，少者乃三四十县”，这七个王国合起来就占了“天下”的一大半，但侯国却很少有大过一县的。刘邦序次功臣，以萧何为首，而萧何初受封为酂侯时，只食邑八千户；后来刘邦想起从前徭役咸阳时，萧何多送了二百钱的赆，又加封给他二千户；后来萧何做到相国，又加封五千户，合共一万五千户。终汉之世，也绝少有超过四万户的列侯。第二，诸侯王除享受本国的租税和徭役外，还握着本国政权的大部分。汉代中央的官制大抵抄袭秦朝，而王国的官制是和中央一样的，于是中央有丞相，王国也有之；中央有御史大夫，王国也有之；中央有太尉，王国则有中尉。王国的官吏，除丞相外，皆由诸侯王任免。但列侯在本“国”，只享受额定若干户的租税和徭役（譬如某列侯食五千户，而该国的民户超过此数，则余户的租税仍归中央），并没有统治权。他们有的住长安，有的在别处做官，多不在本国。侯国的“相”实际是中央所派的地方官，和非封区里的县令或县长相等（汉制万户以上的县置令，万户以下的县置长），他替列侯征收租税，却不臣属于列侯。在封君当中，朝廷所须防备的只有诸侯王，列侯在政治上是无足轻重的。
最初，诸侯王都是异姓的。异姓诸侯王的存在并非刘邦所甘愿，只是他们在新朝成立之前都早已据地为王。假如刘邦灭项之后，不肯承认他们既得的地位，他们在自危之下，必会联合起来抵抗刘邦，到时刘邦能否做得成皇帝，还未可知。所以当刘邦向群臣询问自己所以成功的原因，就有人答道：
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不过刘邦在未做皇帝之前，固能“与天下同利”，做了皇帝之后就不然了。他在帝位未坐稳之前，不能把残余的割据势力一网打尽，但在帝位坐稳之后，却可以把他们各个击破。他最初所封诸王，除了仅有众二万五千户的长沙王外，其他的后来都被他解决了。假如刘邦有意重振前朝的纯郡县制度，他很可以把异姓诸侯王的国土陆续收归中央，因为此时纯郡县制度恢复的主要障碍似乎只是心理的。但秦行纯郡县制十五年而亡，周行“封建”享祀八百年，这个当头的历史教训，使得刘邦和他的谋臣认“封建”制为天经地义。于是异姓的“诸侯王”逐渐为刘邦的兄弟子侄所替代，到后来，他立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不过汉初的“封建”制和周代的“封建”制，名目虽同，实则大异。在周代，邦畿和藩国都包含着无数政长而兼地主的小封君，但在汉初，邦畿和藩国已郡县化了，而且后来朝廷对藩国的控制也严得多：藩国的兵符掌在朝廷所派的丞相手里，诸王侯非得他的同意不能发兵。
在高帝看来，清一色的刘家天下比之宗室和异姓杂封的周朝，应当稳固得多了，但事实却不然。他死后不到二十年，中央对诸侯王国的驾驭就已成为问题。文帝初即位的六年间，济北王和淮南王先后叛变，虽然他们旋即被灭，但拥有五十余城的吴王濞又露出不臣的形迹。他收容中央和别国的逃犯，将其用为爪牙；又倚恃自己镕山为钱、煮海为盐的富力，把国内的赋税免掉，以收买人心。适值吴太子入朝，和皇太子（即后日的景帝）赌博，争吵起来，给皇太子当场用博局格杀了，从此吴子濞一面称病不朝，一面加紧“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文帝六年，聪明盖世的洛阳少年贾谊（时为梁王太傅）上了有名的《治安策》，认为时事有“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一（今本作可为流涕者三，据夏炘《贾谊政事疏考补》改），可为长太息者六。”其“可为痛哭者一”便是诸侯王的强大难制。他比喻道：“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他开的医方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那就是说，分诸侯王的土地，以封他们的兄弟或子孙，这一来诸侯王的数目增多，势力却减少了。后来文帝分齐国为六，淮南国为三，就是这政策一部分的实现。齐和淮南被分之前，颖川人晁错提出了一个更强硬的办法，就是把诸侯王土地的大部分削归中央。这个提议，宽仁的文帝没有加以理会，但他的儿子景帝继位后，便立即采用了。临到削及吴国，吴王濞便勾结胶东、胶西、济南、菑川（此四国皆从齐分出）、楚、赵等和吴共七国，举兵作反。这一反却是汉朝政制的大转机。中央军在三个月内把乱事平定，景帝又乘着战胜的余威，把藩国一切官吏的任免权收归朝廷，同时把藩国的官吏大加裁减，把它的丞相改名为相。经过这次的改革后，诸侯王名虽封君，实则成了食禄的闲员；藩国虽名封区，实则变为中央直辖的郡县了。往后二千余年中，中国所行的“封建制”多是如此。
景帝死，武帝继位，更双管齐下地去强干弱枝。他极力推行贾谊的分化政策，从此诸侯王剩余的经济特权也大大减缩，他们的食邑最多不过十余城，即便是最小的侯国，武帝也不肯放过，每借微罪把它们废掉。依汉制，皇帝每年八月要在宗庙举行大祭，叫作“饮酎”，届时王侯要献金助祭，叫作“酎金”。武帝一朝，列侯因为酎金成色恶劣或斤两不够而失去爵位的，就有一百多人。
景武之际是汉代统治权集中到极的时期，也是国家的富力发展到极的时期。
秦代十五年间，空前的工役和远征已弄到民穷财尽。接着八年的苦战（光算楚汉之争，就有“大战七十，小战四十”），又好比在羸瘵的身上更加剜戕。这还不够，高帝还定三秦的次年，关中闹了一场大饥荒，人民相食，死去大半。及至天下平定，回顾从前的名都大邑，多已半付蒿莱，它们的人口往往也十去八九。高帝即位后二年，行过曲逆，登城眺望，极赞这县的壮伟，以为在他所历的都邑中，只有洛阳可与之相比，但一问户数，则秦时本有三万，乱后只余五千。这时不独一般人民无蓄积可言，连将相有的也只得牛车，皇帝也无力置备纯一色的驷马。
好在此后六七十年间，国家大部分享着不断的和平，而当权的又大都是“黄老”的信徒，守着省事息民的政策。经这长期的培养，社会又从复苏而趋于繁荣。武帝即位的初年，据同时代的史家司马迁的观察，“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计算）。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而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马聚）成群”。
政权集中，内患完全消灭；民力绰裕，财政又不成问题。这正是大有为之时，而恰好，武帝是个大有为之主。
二 秦汉之际中国与外族
在叙述武帝之所以为“武”的事业以前，我们得回溯秦末以来中国边境上的变动。
当秦始皇时，匈奴既受中国的压迫，同时它东边的东胡和西边的月氏（亦一游牧民族，在今敦煌至天山间，其秦以前的历史全无可考。《管子·揆度篇》和《逸周书·王会篇》中的禺氏，疑即此族）均甚强盛。因此匈奴只得北向外蒙古方面退缩。但秦汉之际的内乱和汉初国力的疲敝，又给匈奴以复振的机会。适值匈奴出了一个枭雄的头领——冒顿单于。冒顿杀父而即单于位约略和刘邦称帝同时，他把三十万的控弦之士套上铁一般的纪律，向四邻攻略：东边，他灭了东胡，拓地至朝鲜界；北边，服属了丁零（匈奴的别种）等五小国；南边，他不独恢复了蒙恬所取河套地，还侵入了今甘肃平凉至陕西肤施一带；西边，他灭了月氏，把国境伸入汉人所谓的“西域”之中（即今新疆及其以西和以北一带）。这西域包含三十多个小国，其中一大部分不久后也成了匈奴的臣属，匈奴在西域设了一个“僮仆都尉”去统辖它们，并且向它们征收赋税。冒顿死于文帝六年（前174年），是时，匈奴已俨然是一个大帝国了，它内分三部：单于直辖中部，和汉的代郡、云中郡相接；单于之下有左右贤王，分统左右两部；左部居东方，和上谷以东的边郡相接；右部居西方，和上郡以西的边郡及氐羌（在今青海境）相接。胡俗尚左，左贤王常以太子充任。
匈奴的土地虽广，但大部分是沙碛或卤泽，不生五谷，而除新占领的月氏境外，草木也不十分丰盛，因此牲畜不会十分蕃息。他们的人口还比不上中国的一个大郡。当匈奴境内人口达到饱和的程度以后，生活的艰难使他们不得不以劫掠中国为一种副业。而且就算没有生活的压迫，汉人的酒谷和彩缯对于他们也是莫大的引诱。匈奴的人数虽寡，但人人在马背上过活，全国皆是精兵，这是中国人所做不到的。光靠人口的量，汉人显然压不倒匈奴。至于两方战斗的本领，号称“智囊”的晁错曾做过精细的比较。他以为匈奴有三种长技：
（一）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如也。
（二）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兵）弗如也。
（三）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如也。
但中国却有五种长技：
（一）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
（二）劲弩长戟，射疏（广阔）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
（三）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器），弗能当也。
（四）材官（骑射之兵）驺（骤）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
（五）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
这是不错的。按理说，中国的长技比匈奴还多，那么，汉人对付匈奴应当自始便是不成问题的。可是汉人要有效地运用自己的长技，比之匈奴，却要困难得多。匈奴因为是游牧的民族，没有城郭宫室的牵累，“来如兽聚，去如鸟散”，到处可栖息，他们简直用不着什么防线。但中国则从辽东到陇西（辽宁至甘肃）都是对匈奴的防线，而光靠长城并不足以限住他们的马足。若是沿边的要塞皆长驻重兵，那是财政所不容许的。若临时派援，则汉兵到时，匈奴已远飏，汉兵要追及他们，难于捉影，但等汉兵归去，他们又卷土重来。所以对付匈奴，只有两种可取的办法：一是一劳永逸地大张挞伐，拼个你死我活；二是以重赏厚酬，招民实边（因为匈奴的寇掠，边地的居民几乎逃光），同时把全体边民练成劲旅。前一种办法，武帝以前没有人敢采；后一种办法是晁错献给文帝的，文帝也称善，但没有彻底实行。汉初七八十年间，中央对匈奴的一贯政策是忍辱修好，而结果殊不讨好。当高帝在平城给冒顿围了七昼七夜，狼狈逃归后，刘敬献了一道创千古奇闻的外交妙计：把嫡长公主嫁给单于，赔上丰富的妆奁，并且约定以后每年以匈奴所需的汉产若干奉送，作为和好的条件；这一来匈奴既顾着翁婿之情，又贪着礼物，就不便和中国捣乱了。高帝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舍不得公主，于是用了同宗一个不幸的女儿去替代。不过单于们所稀罕的毋宁说是“糵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之类，而不是托名公主而未必娇妍的汉女。所以从高帝初年到武帝初年间共修了七次“和亲”，而遣“公主”的只有三次。和亲使单于可以不用寇掠而得到汉人的财物，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手下没得到礼物或“公主”的将士们更不能满足。每度和亲大抵只能维持三几年的和平，而堂堂中国反向胡儿纳币进女，本身已是够丢脸了，贾谊所谓“可为流涕”的事，就是指此。
上面讲的，是汉初七八十年间西北两方面的边疆状况，让我们再看其他方面的。
在东北方面，朝鲜半岛上的国族还很纷纭，其中较大而与中国关系较密的是北部的朝鲜和南部的真番。真番在为燕所征之前无史可稽。朝鲜约自周初以来，燕齐的人民或因亡命，或因生计所迫，移殖日众；至迟到了秦汉之际，朝鲜在种族上及文化上皆已与诸夏融为一体，在语言上则和北燕属同一区域。在战国末期（确年无考），燕国破胡的英雄秦开（即副荆轲入秦的秦舞阳的祖父）曾攻朝鲜，取地二千余里。不久，朝鲜和真番皆成了燕的属地，燕人为置官吏。秦灭燕后，于大同江外空地筑障以为界，对朝鲜控制稍弛，朝鲜名虽臣服于秦，实不赴朝会。汉朝初立，理无远略，把东北界缩到大同江。高帝死时，燕王卢绾率叛众逃入匈奴，燕地大乱。燕人卫满聚党万余人，渡大同江，居秦故塞，收容燕齐的亡命之徒，继灭朝鲜，据其地为王，并降服真番及其他邻近的东夷小国。箕子的国祀经八百余年，至此乃绝。卫满依着朝鲜向来的地位，很恭顺地对汉称臣，与汉约定各保边不相犯，同时半岛上的蛮夷君长要来朝见汉天子时，朝鲜应不加阻碍。但到了卫满的孙右渠（与武帝同时）登上王位时，便不再和汉朝客气，他一方面极加招诱逃亡的汉人，一方面禁止邻国的君长朝汉。
在南方，趁秦末的内乱，闽越和西南夷均恢复自主，南越则为故龙川县（属南海郡）令真定（赵）人赵佗所割据。汉兴，两越均隶藩封。但南越自高帝死后已叛服不常，闽越在武帝初年亦开始侵边，而西南夷则直至武帝通使之时，还没有取消独立。
以上一切边境内外的异族当中，足以为中国大患的只有匈奴，武帝的对外举措也以匈奴为主要目标。总的来说，武帝灭朝鲜有一部分为的是“断匈奴右臂”，而他通西域则全是为“断匈奴左臂”。
三 武帝开拓事业的四时期
武帝一朝对待外族的经过，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包括他初即位的六年（前141年至前135年），这是承袭文景以来保境安民政策的时期。
武帝即位时才十六岁，太皇太后窦氏掌握着朝政。这位老太太是一个坚决的“黄老”信徒，有她和一班持重老臣的掣肘，武帝只得把勃勃的雄心暂时按捺下去。在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围攻东瓯（今浙江东南部）时，武帝就对严助说：“太尉不足与计，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于是他派严助持“节”去向会稽太守请兵，但因为“节”并不是发兵的正式徽识，严助几乎碰了钉子。在这一时期里，汉对匈奴不但继续和亲，而且馈赠还格外丰富，关市的留易也格外起劲，可是武帝报仇雪耻的计划早已决定了——他派张骞去通使西域就在即位的最初二年间。
第二个时期是从建元六年窦太后之死至元狩四年大将军霍去病兵临瀚海，凡十六年（前135年至前119年），这是专力排击匈奴的时期。
窦氏之死，让汉朝历史进入了新阶段。她所镇抑着的几支历史暗流，等她死后，便一齐迸涌，构成卷括时代的新潮。自她死后，在学术界里，黄老退位，儒家的正统确立；政府从率旧无为变而发奋兴作，从对人民消极放任变而为积极干涉。这些暂且按下不表，现在要注意的是汉廷的对外政策从软弱变而为强硬。她死后的次年，武帝便派重兵去屯北边；是年考试公卿荐举“贤良”，所发的问题之一，便是“周之成康……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氐、羌徕服……呜呼，何施而臻此欤？”次年，汉便向匈奴寻衅，使人诈降诱单于入塞，同时在马邑伏兵三十万骑，想要把单于和他的主力一举聚歼。这阴谋虽没有成功，但一场狠斗从此开始。
晁错的估量是不错的，只要汉廷把决心立定，把力量集中，匈奴绝不是中国的敌手。计在这一时期内，汉兵凡九次出塞挞伐匈奴，前后斩虏总在十五万人以上，只最后元狩四年（前191年）的一次，也是最猛烈的一次，就斩虏八九万人。先时，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左地的昆邪王惨败于霍去病将军之手，单于大怒，要加诛戮，他便投降了汉朝，而他带走的军士号称十万，实数也有四万多。光在人口方面，匈奴在这一期内就已受了致命的打击（匈奴比不得中国，即便二者遭受同数目的耗折也不能算一回事。计汉初匈奴有控弦之士三十万，后来纵有增加，在此期内壮丁的耗折也总在全数一半以上）。在土地方面，匈奴在这一期内所受的损失也同样的大。首先，秦末再度沦陷于匈奴的河套一带（当时称为“河南”）给将军卫青恢复了。武帝用《诗经》中赞美周宣王征伐猃狁的“出车彭彭，城彼朔方”的典故，把新得的河套地置为朔方郡，并以厚酬召募人民十万，移去充实它，又扩大前时蒙恬所筑凭黄河为天险的边塞，从此畿辅才不受匈奴的威吓。后昆邪王降汉，又献上今甘肃西北的“走廊地带”（包括月氏旧地，为匈奴国中最肥美的一片地）。武帝把这片地设为武威、酒泉两郡（后来又从中分出张掖、敦煌两郡，募民充实之），从此匈奴和氐羌（在今青海境）隔绝，中国和西域乃得直接交通，而中国自北地郡以西的戍卒减去一半。后来匈奴有一首歌谣，纪念这一次的损失（依汉人所译），歌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