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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他很谦让。苹果掰开两半，一大一小，给我的肯定是大的那一半。如果我打开电视了，他肯定就会关掉计算机的音响，用耳机听音乐。我们要去哪里吃饭，我们要做什么菜，我们晚上要躺在床上看什么电影，都是我说了算。问他意见才说，不问意见也高兴地配合，像个最乖的小孩子一样。
这个最乖的小孩子每天把我的靴子和他的鞋子都擦得干干净净，我的毛衣掉了一个扣子他就从头到尾都钉一遍，我学生来的时候，要么他去买上两杯永和豆浆给我们，要么他就准备一个颇丰盛的果盘。
这个学生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姑娘，在澳大利亚念书，回国度假，每天被她妈妈用大德国车子载到我这里来学法语，是个家境富裕，挺好看的颇有点小骄傲的家伙。起先除了上课，她跟我基本上没什么交流，后来过了几天混熟了，就开始跟我侃她在澳洲的生活，再过了几天就开始说起她回国之前刚刚分手的澳洲男朋友，最后愤愤然地得出结论，“如果贾森也像叔叔（指JP）这么好，我怎么会跟他分手呢？”
我表面谦虚，心里窃喜。
跟一个人生活日子久了，很容易受其影响而有些许的改变。我的个性渐渐地也在往一个安静的、谦让的、善解人意的方向靠拢。
带着JP回我爸妈家吃饭的时候，我也会规矩地摆放好自己的鞋子，我也轻手轻脚地在屋子里面走路了，我也开始不跟外甥女争夺炖酸菜里面的排骨和粉条了。
我喜欢这样的自己，但是我也不确定啥时候我会现原形。
春节之前，天气越加寒冷。出去一圈，回到家里感觉整个人都会冻得硬邦邦的。我忽然想起来他走之前那个宏伟的计划，马上翻箱倒柜地把我那套行头找出来：米色的羽绒短外套，黑色的紧腿裤子，红底圣诞老人纹样的短裙子和一整套的帽子围脖和手套，还有最重要的那双荧光绿色的短刀冰鞋。
我穿上这身衣服，还化了一个十分隆重的妆，然后跟JP说：“亲爱的，走，咱去青年湖溜冰去。”
很久没有进行户外活动的JP高兴极了，“Allez！Go!”
在沈阳彩电塔下面，青年湖的冰面上，我兴致勃勃地穿上冰鞋，然后颤抖着站起来，然后一个大字形后叉毁掉了JP的幻想。他扶我起来，帮我扑打一下羽绒服，“我以为你会。”
“我也以为我会。”
话说真是奇怪，我大学的时候体育课上滑旱冰也及格了啊，怎么上了冰刀就不好使了呢？我颤抖着又站起来一次，然后向前跪倒，双膝着地。JP在旁边笑嘻嘻地说道：“这样摔就对了，这样摔还能看出来你原来是学过的。”
他竟敢这般揶揄，我气坏了，拽着他的衣襟，想要挣扎着起来去咬他的脸，结果发现根本就起不来，这脚也不是我的脚，腿也不是我的腿了。
好不容易在他的搀扶之下我慢慢站起来，跟着他往前滑了几步，刚有点感觉又摔倒了，这回厉害，向后坐下去的，尾巴根生疼。还有一群屁大点的小孩神气活现地立在自己的冰刀上看着我乐。我再也不玩了，脱了冰鞋，扶着老腰一点一点往外走，心想自己原来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二十七八岁了还想跟人家小孩似的在冰上飞呢，我这站起来都困难。
因为身上穿得少，又没有活动开，再加上我这个努力要强的女性丢了面子，第二天我病倒了，发烧到了三十八度，嘴唇上面都是小水泡。
我妈在电话另一边把我一顿臭骂，“你装，你装，我让你继续装！还不快去看病！”
JP不敢怠慢，打了出租车带我去离家不远的陆军总院，我看的那个内科专家是个老太太，我前面还有七八个患者，因为怕别人加塞，排队都排到诊室里面去了，本来就都是有点传染性的疾病，还一个挤着一个的呢。
我记得老太太逆光看了看一个患者的片子，然后说了一句话，一时让所有挤在那里的患者都退散了，“你这个，你这个，你这样吧，我给你写个号码，你去沈阳结核医院去找马大夫，你这个应该是结核……”
真是走到哪里都排队，好不容易看完了病，医生给开了方子，我们去收款处划价交钱。快到中午了，前面还有五六个人在等候。我在旁边找个椅子坐着休息，JP站到排尾去排队，一边排队一边朝我笑笑做鬼脸。
忽然斜着插上去一个壮汉，个子比JP还高上半个头，膀大腰圆的，身上是一件脏兮兮的羽绒服，袖子上还有大鼻涕的痕迹，也不顾后面还有五六个人在排队，把单据扔到台子上，大声大气地对窗口里面说：“来，我交钱。”
这是明目张胆的加塞。
可是后面的五六个人竟没有一个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