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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饮了一口茶对她说：“安德蕾，你对斗牛有什么看法？”
她耸一耸肩膀，“是一门古老的运动和艺术，但是太血腥了，我不喜欢。”
我坐在她旁边的沙发上，直来直去地问她：“是你告诉你的孩子中国人吃狗肉的吗？”
“难道你们不吃狗肉吗？”她看着我，很平静也很镇定，我想她是有准备的。
“听我说，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吃狗肉。朝鲜人、韩国人还有中国的朝鲜族人把狗肉当做取暖补身的美食，菜式做得美味又有营养。你让他们不吃狗肉就像让西班牙人不斗牛一样。存在即是合理，对不对？”
她向我笑笑，仍是那种她很擅长的笑容，那种眼睛里面毫无笑意，但是唇边有些笑纹的样子，“其实，我并不关心这些。我只知道在中国有人吃狗肉，这足够让人恶心了。”
“你不关心可以，但是你是个当母亲的，当把一个国家——我的国家——介绍给你的儿子的时候，只跟他说，那里的人吃狗肉，那里的人不自由，这就好像你告诉他西班牙人只斗牛，甚至太阳绕着地球转是一个道理的。”
“其实……”
“其实我也不在乎。真的。”我说，“我的国家现在真的不太需要在乎别人说些什么，或者别人觉得她好不好，是否血腥，是否自由。美国人怎么看，俄国人怎么看，日本人怎么看，或者欧洲人怎么看，说实话都不太能够影响我们的发展。不了解我们的人不能把我们怎么样，只是证明他们自己愚昧。”我看着她的眼睛慢慢地说，很清楚。
“那是你的想法。我是不是愚昧，你说什么不算数。我对你的国家印象就是这样，对此你无能为力。”安德蕾说，然后带着孩子离开了那里。
我坐在沙发上把我的茶喝完，回想起自己从毕业之后做老师，做翻译，碰到形形色色的外国人，各种各样的问题，总觉得自己好像也是外交战线的一分子一样。可是如今，当我已经结婚，跟着一个法国人来到异国生活，我觉得这个工作似乎并没有结束。
大嫂安德蕾对于中国的无知和误解并不是她一个人的问题，是谁告诉她这些事情的？她又会把这些思想传递给准呢？这说明在我的国家与西方的交往已经如此频繁稳定的今天，她对中国的误解仍然是存在的。好在今天人在海外的我，已经因为国家的强大和富庶而有足够的自信，不那么在乎这些非议了，而且在我周遭的人群里，安德蕾这样的个案也并不占多数。
显然我不可能让她扭转对于中国的顽固印象，我也没这个奢望。
我高兴的是，今天，我该说的都说了，我跟她的架算是吵透了。
希望，在小克莱芒和小拉斐尔长大以后能够真的自己去中国看一看，然后再说他们是否喜欢这个国家：这可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有多强烈需要他们的认同，只是因为我是他们的婶婶，我希望他们对于任何事情都能眼见为实，然后有自己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