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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只剩下两种可能：第一，我的堂姐长得很像热带植物；第二，那个男人在美国小城里憋疯了，偶然看见了一个精明利落的城里女人，丝毫不能让他联想起原始的热带植物，于是决定非她不娶。
“郑东霓，”我叹了口气，“跟你说，我也有同学出去留学或者陪读。辛苦得很，尤其是美国的那些小城市，一到节假日，大街上静得像坟场。你不是耐得住那种寂寞的人。他没有多少奖学金，粗活累活都是你的——我不是指洗衣服做饭，还包括搬个梯子刷公寓的天花板。去超市买十几公斤的东西回家，要么开车，要么像骆驼一样自己搬回来，你以为你还能像在家里那样挥手打辆的？做梦。”
“你是说我吃不了苦？”她深深地凝视着我。
“我是说没有必要。”
“别小看我，郑西决。”她把头发全部握在掌心里，有点恶狠狠地扔到脑后去，“我又不是没出过远门。在新加坡唱歌的那几年，我有时候一晚上跑三个场子，白天还有别的工要打，和四个女孩子租一个房间，什么脸色都看过。你真的以为你姐姐回来开店的本钱是靠什么有钱的男人？我倒想，可是到哪去找那么傻的有钱人？你说对不对？”
我突然发现我根本没有和她对话的资格。郑南音是对的，我只不过才做了一年的老师而已，我就以为自己天生适合规劝别人。我凭什么来说三道四呢？我甚至像所有无关痛痒的闲人一样，暗暗揣测过她的钱来自某个，或者某些男人。
郑东霓是在18岁那年去新加坡的。她才大一，连第一个学期都没有读完。她在大学所在的南方城市里认识了她的第一个男人，一个新加坡的酒吧经理，于是就下了南洋——多古老的说法。四年以后她回来了，在北京安顿了下来，当她的大学同学苦苦地从一个招聘会奔赴另一个招聘会的时候，她成了服装店的老板娘。
没错，我们的姐姐跟着她才认识几天的男人去做天涯歌女的时候，跟郑南音一样大。我奶奶早就精炼地总结过了，人是有命的。
“郑西决，我从来都没有告诉过你，”她托着腮，无限神往。我知道她不是在跟我说话，她只不过是在回忆而已，“在新加坡的时候，有一回，有个客人一出手就给了1000美金的小费。要我给他们一桌人唱一个晚上。1000美金当然多，在新加坡也没有几个人能在一晚上赚到这么多。可是，当1000美金是塞在你的胸罩里面的时候，你才能真的明白，不全是钱的问题，这世上，真的有等级这回事。”
她早就给我讲过的，但是她忘记了。
“你想一雪前耻，所以想嫁给——学富五车的‘热带植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