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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融为一体。我们只不过是一起跳海了。
那时候，我十八岁。他问我：“你怕吗？” 我轻轻地点点头，觉得脖子那里好僵硬。他有点紧张地笑笑，说：“你害怕，就算了吧。”我说“其实你也怕，对不对？”他用力地摇头。我抱住了他的脖子，他的嘴唇离我那样近，我只要开口说话，就摩擦得到它。我说：“知道你也怕，我就安心了，来吧。”
想想看，那都已经是将近四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的我们，到底有些不同。至少我们已经能够非常熟悉和安心地跟对方缠绕在一起。其实我还是从心里决定地认为，那是一件坏的事情。因为我总是能在最开心最炽热的时候，听见一阵强劲的风声。它在我们俩皮肤碰触的间隙中间呼啸着，非常严厉的腔调。就像我们龙城的春天里，那种永远不近情理，却脆弱无辜的狂风。那是在白天的时候，他上火车之前。假期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又去了那间很熟悉的小旅店。我忘记了带身份证，不过前台的小姐还是把房间给我们了。
“警察会冲进来抓我们吗？”我笑着问他，“因为我没有身份证，就把我们带走。”
他看着我，答非所问地说：“这种时候就觉得你真的一点儿没变，就是说，跟高中的时候比，没变。”
“真的一点点都没变吗？”我把自己裹紧在被子里，轻轻仰视着他的脸。
“也变了一些。”他皱皱眉头，在找合适的词汇，“那个时候，你高兴了就笑，不高兴了就哭，所有的高兴不高兴都在外面。现在，你的高兴不高兴好像很多都跑到了里面，在这儿——”他用手指戳了一下我的胸口。
“可能吧，”我认真地想想，“也说不上那么夸张。我饿了，我们去吃烧烤好不好？”
原来他看得出来，其实这就够了。
昭昭那个倒霉的孩子居然在敲我的门，“南音姐，我知道你没睡。”
我只好倒抽了一口凉气，起来把门打开，“你又知道了。”
她笑容可掬，灵巧地蹿进来，非常大方地钻到了我的被子里，“因为你的窗户刚才一直开着啊，那盏小灯的光都透出来了。”该死的，我以为我非常巧妙地完成了窃听，结果我忘记了关灯。
刚跟哥哥聊完天，那种鲜艳的神情还在她脸上暗暗地存着余香，让她的笑容看上去轻而易举。“别挤我。”灯光熄灭，房间像一块方糖那样瞬间融化进了黑夜里。我稍微有点用力地对着她肩膀的方向挤了回去。
“谁挤你。你都站了那么大的地方。”有趣，黑暗中单听到她的声音，真觉得是一个男孩子睡到了我的床上——如果忽略他的语气中那种柔软的、喜气洋洋的嗔怪。
“随便你吧。” 我说，“反正明天我就回学校去了，看你明晚还怎么办。”
“真舍不得你呢。”——我原先还以为她根本不会跟人直白的表达感情呢。
“我周末还是回来的笨蛋。” 我继续用力的靠近她，在她肩膀上拍了一下。
“南音姐，”她安静的问我，“你那个时候，是不是也写过郑老师的作文，我说的是郑鸿老师，写船长？”
“对啊。那个题目小叔出了快二十年了呢，还真是编执。”
“你还记得那个时候你写了什么吗？”她轻轻地侧过脑袋，脸颊的肌肤蹭着我的手臂。
“忘了。”我笑笑，“小孩子，对我来说，高二是上辈子的事情。”
“他说，你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其实这才麻烦呢。”她轻轻的叹气。但是她这种愁苦的语气却让我放了心，既然已经开始认真地为这种事情烦恼了，说明她已经在减减地习惯着家乡的爆炸。
这几天的本省新闻里不再报道关于昭昭家的工厂的事情。那些埋起来的人全体被挖了出来。有的还活着，绝大多数都死了。工厂眼下自然是暂时关闭，她家的大人们每一个都焦头烂额，当然，更坏的事情也许还在后头。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龙城，依旧车水马龙，依旧熙熙攘攘，姐姐店里的客人从来就未曾减少，每一个服务生都在一边听着姐姐的骂，一边对满室的客人微笑。可是听说，这几天的永川变成了一座葬礼的城市。有罹难者的加人带着送葬的队伍聚集在昭昭家的门口，静静地捧着一长串的黑白遗像。似乎龙城的人们和永川的人们完全没有活在同一个世界上。怕是只有昭昭自己同时活在这两个世界吧。这两个世界中间有一道非常深的深渊，昭昭就被一道细的几乎看不见的钢丝悬在那个深渊的正上方。阳光明晃晃的，把那钢丝变成了一道妖气十足的线。可怜的孩子，她得学会把恐惧当成是生活的一部分了。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她偶尔会盼着那个恐吓她的人找到她——有个人干脆利落地挑断拿到钢丝也是好的，她可以闭上眼睛坠落下去，说不定坠到底了还能惊醒，发现是场梦。
“南音姐，要是在过去，拿到像《船长》这种题目的作文，我怕一定会写我爸。”
“你现在也可以写啊。”
“算了，我现在有点恨他。”她突然不好意思地笑笑。
“昭昭。”我使用的是抗议的语气。
“真的。”她翻了一下身，背对着我，顺便把被子又往她的方向扯走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