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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床头的HelloKitty脑袋大大的，有身躯的两倍那么长，头重脚轻地栖息在两个枕头之间的缝隙里，粉红色的蝴蝶结像个伤员的绷带那样斜斜地扎在雪白的额头上。她稚拙地看着我，没轻没重地问：“郑南音，你怕死吗？”我对她笑笑，我知道这又是那种浅尝辄止的小睡眠，我可以强作镇定地不答理她，然后我就真的清醒了。满室灯光像是一盆橙汁，缓慢地淋下来，浇到了我的视线里。Kitty固执地维持着刚才的表情，一定是不打算承认她开口跟我说过话。
只不过十二点，是我自己看着书，就不小心打了个盹儿。外面一声门响，是哥哥回来了。自从昭昭住院以后，他每天都是这个时候回来，有时候更晚。昭昭的病到底怎样了？我每天都在想这件事，甚至是每个小时，但是我和哥哥心照不宣地不去聊这个。我们聊我上班的地方那些讨人嫌的同事，聊昭昭今天在医院里又闹了什么笑话，顺便在她不在场的情况下取笑她对那个陈医生莫名其妙的花痴，有时候话题扯远了也问问哥哥——下一次，他希望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女朋友。
只是，昭昭会死吗？
郑南音，你怕死吗？
你怕死吗？
苏远智，你怕死吗？——这是我曾经对他说过的话。如今，我们都不再提了。很早以前，还是哥哥跟我说的，有些事，如果我们都装作没发生过，那就是真的没发生过。
还是去年的春节前，在那个原本没有冬天，当时却莫名其妙下了雪的南方城市。在飞机上的时候我问自己：我在干什么？然后就问：我为什么？再然后，就问：我为什么要问自己在干什么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让这三个问题交替出现上，空姐广播飞机要降落的时候，才发现，我忘记了要回答。
来不及回答了，那么，就这么去吧。当你已经无法思考和追问的时候，就让行动成为唯一的意义，反正，日后漫长的岁月里，你有的是时间去阐释它，去整理它，去把它当成历史来纪念，甚至是缅怀。真相一定早就面目全非了，说不定连“真相”自己都嗅不出当初的气味——那又怎么样呢，反正我爱自己。
满街熙熙攘攘的人们都在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这是远在天边的陌生城市吧？就是我们大家在高中毕业留言册上写的，“天各一方”那个词所指的另一边——值得庆幸的是，天空的样子还没变。这样我就没那么怕了。我知道心脏正在那里蓄势待发地颤动着，似乎我这个人的身体已经融化了，就剩下了那颗忠于节奏的心。其实我动身之前，一直都想给姐姐打个电话。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发现我是那么需要姐姐。我需要姐姐用她那种一贯的挑衅的语气跟我说：“要上战场喽。”可是那个时候，姐姐每天都把自己蜷缩在房间的角落里，执意要把自己和她的婴儿变成两件新房子里的家具。大伯的葬礼打垮了她，郑成功打垮了她，那个最终心照不宣地放任她离开的热带植物也打垮了她。
若不是见过了那个时候的姐姐，我想我不会来广州的。她让我发现“勇气”其实是朝露一般脆弱的东西，所以我一定要抓住它，就算是最终它只能被我自己捏碎在手心里。我不能就那么认输，哪怕我还是可以说服了自己平静地再去跟别人恋爱然后沉浸在幸福中终于可以笑着回忆当初的痛苦和眼泪自言自语地说感情这种事情没有对错没有输赢——也是认输。姐，你同意的吧？
他看着我。我知道他在极力地让自己看上去平静如初，这样很好。那间大学附近全是学生出没的小馆子对于我们来说，变成了一个搏击的场地。他说：“南音你怎么一个人跑这么远？你知不知道现在很危险？”我说：“你觉得我来干什么？我难道会是来祝你们永远幸福的么？我要你跟我一起回家。”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突然笑了笑。他说：“郑老师知道你来这儿么？——算了，我一会儿打给他……”
我说：“你敢。”
他说：“我有什么不敢？”
若是在平时，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把对白接上——我一定会哭的吧，眼泪并不是万能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确实可以让自己不要那么尴尬。可是，谁让雪灾把这城市变成了一个乱世呢？我就不要脸地扮演一次乱世佳人算了。我抓过来桌上一张干净的餐巾纸，对照着手边那张旅馆的信笺，把地址一笔一画地写在上面。“我的房号是703。”我慢慢地说，“你看见了，这个是房卡，703的意思就是，房间在七楼。我现在回去等你，到十二点。过了十二点你要是还不来的话，我就打开窗子跳下去。你不信啊？”我笑了，“不信就不信吧。你可以打电话给我哥哥，但是又有什么意思呢？现在机场都封了，他就算是想要赶过来，怎么也得是明天晚上——还得是在火车正常的情况下，那时候，十二点早就过了，你就做做好事，不要让我哥哥十万火急地过来，只是替我收尸，好不好呢？”
晚上十点半，我想我应该把房间里的电视机打开。因为等他来的时候，他若看见了我呆坐在一片死寂里，我会很丢脸吧——我是说，如果他真来的话。
十点四十七分，我从背包里拿出来那本我随手装进去，原本打算在路上看的书——从中间打开，不小心瞟到左下角，是第一百零七页，我把它倒过来扣在枕头上面。这样可以表示，我在等待的期间，一直都有事情做。
十一点十二分，我把电视关上了，那里面的声音搅得我心烦意乱，还是安静一点的好。他不来就不来好了，我明天回家去——只是我该怎么买票呢？我走到窗子前面，打开它，夜风涌进来的时候像烫手那样迅速地把它关上了。隐隐约约映出来我对自己微笑的脸：才怪，谁会真的跳下去啊，当我那么傻。
十一点三十八分，我打电话给前台，我说我房间里的枕套不大干净，想要换一下。前台的人很客气地说，服务员马上会给我拿新的来——挂上电话的时候，我轻轻的深呼吸听起来格外清楚，像一根抖动着闪着亮光的蜘蛛丝。其实，我只是想在十二点之前听见敲门的声音。听见了，我便可以提着一颗心去开门，就算外面站着的果然是服务生，我至少可以有几秒钟的时间用来隐隐地欣喜。
十一点四十五分，服务生来过，又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