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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写着……”校长又一次摆弄起桌上的那张纸，“为什么你不自己告诉我呢？你当真说了什么，保罗？”
“没什么特别的，我只是让他们做了道算术题而已。如果一个社会里有十万个人，那么其中有多少个混蛋？有多少责骂孩子的父亲？有多少笨蛋嘴巴臭得要命，但却拒绝改正？有多少无聊愚蠢的废物，一辈子都在抱怨他们所遭遇的但其实根本不存在的所谓的不公？你们看看周围，我对他们说，你们希望哪些同学明天不再出现在教室里？你们想想你们家中的某一个成员，想想恼人的叔叔和他无聊的故事，或者虐待自己的猫咪的堂兄。想一想，你们——不只你们，而是整个家庭——将会觉得多么轻松，如果这位叔叔或堂兄踩到地雷，或是被高空中投下的飞机炸弹击中。现在想一想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战争中的所有牺牲者——我从没特别地说到二战，只是经常用它来做例子，因为这是讲到战争时他们最常用来开头的例子——想想那成千也许上万的死者，他们可能正好是你不感兴趣的人。所有这些牺牲的人都是好人，单从统计学来讲，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人们也可能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真正的不公平，也许更多地在于那些混蛋也跑到了无辜的牺牲者的名单上，他们的名字也被刻上了战争纪念碑。”
我稍停了一会儿，为了喘口气。我对这位校长的了解到底有多少？他让我把话都讲完，但这说明什么？也许这些对他就已经足够了，也许他不需要再听下去就可以把我开除了。
“保罗……”他开口道，同时又把他的眼镜戴了回去，但他不看我，而是看着他那张纸上的一处，“我可以向你提一个私人问题吗，保罗？”
我没说话。
“你是不是有点厌烦了？”校长问，“我是指上课。你不要误会，我不是在责备你，但是或早或晚，我们所有人都会有这种感觉，我们再也没兴趣了，我们开始思考我们的工作的无谓。”
我耸了耸肩。“啊……”我说。
“我也经历过，在我还站在讲台上讲课时。那是种令人相当不悦的感觉，好像脚下被抽空了一样，一切的根基都被抢走了，所有的，人们信仰的事情。你现在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感觉，保罗？你还信仰你的职业吗？”
“我一直是以学生为本的，”我据实回答道，“我一直都试着为他们把历史课讲得尽可能有趣。这点我主要是从自己的想法出发的。我从未试过用些陈词滥调、符合大众口味的历史故事来讨他们欢心，我是回想当年自己上中学时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这就是我的出发点。”
校长微笑着向后靠了靠。他的椅子是那种可以往后靠的，我想。而我却必须在这儿坐得笔直。
“说起当时中学的历史课，我首先记得的是古埃及人、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我说，“亚历山大大帝，克娄巴特拉，尤里乌斯·恺撒，汉尼拔，特洛伊木马，战象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远征，海战，角斗士的战斗，赛车，轰动的杀人和自杀事件，维苏威火山的爆发。另一方面也还记得那些美——神庙、竞技场的美，还有露天剧院、壁画、澡堂、马赛克，一种永恒的美，关键是颜色，这也是我们今天度假仍然喜欢去地中海胜过曼彻斯特或不来梅的原因。可之后，基督教出现了，所有的一切都渐渐崩塌了。最后人们终于高兴了，所谓的蛮族把一切都打得粉碎。这一切我都还记得，仿佛就在昨天。我记得的还有，之后有一段时间什么都没有。如果人们观察仔细一点的话就会发现，中世纪是个令人作呕的落后的时期，除了几次血腥的围攻以外，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发生了。然后是荷兰历史！八十年战争，我现在还能记得，我曾经希望西班牙人能打赢。在威廉·奥兰治被刺杀后，曾经短暂地闪过一丝微弱的希望之光，可是最终还是被这帮宗教狂热分子把胜利抬回了家，从此，荷兰和比利时陷入了一片黑暗。我印象最深的还有，我们的历史老师常年把二战当作一根肥香肠架在鼻子前。‘在高中我要详细讲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说，可是当我们到了高中，他还是一直在讲威廉一世和比利时的分裂，从来没到过二战。几句关于战壕的话，算是让我们小尝滋味。只有一战，撇开当中的大屠杀不看，真的很无聊。这真没劲。事件太少了。后来我听说，历来都是如此，二战永远都不会讲到。过去的五百年里最有趣的一个时期，对荷兰亦是如此，因为自从罗马人得出结论，这片土地不是他们的菜之后，这里直到一九四○年五月，本土就再没发生过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我是说，当国外的人说到荷兰的时候，他们可以说谁呢？说伦布朗，说凡·高，说画家。如此说来，唯一轰动世界的人物，就只有安妮·弗兰克了。”
校长又一次挪动他桌上的那张纸，并开始翻阅一个不知怎么我有点熟悉的东西，它放在一个文件夹里，是一个有透明封面的册子，学生们一般会用它来夹论文。
“……这名字能让你想起什么吗，保罗？”他问道。
他提起我班里的一个女学生的名字，在这里，我特别略去了这个名字。那时候我曾下决心忘记这个名字，而我也成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