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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尔？”
这是我今晚第二次推开女士洗手间的门叫她的名字，可是没有人回答。外面不知何处传来了警车的警笛声。“克莱尔？”我又叫了一遍。向里走几步，经过插着白色水仙花的花瓶，然后得出结论：所有的马桶间都没人。当我经过衣帽间和迎宾台、向门口走去时，我听到了第二声警笛。穿过树丛，我能看到蓝色的灯光在平民酒馆处闪烁。
赶紧跑过去是最自然的反应——但是我没有这样做。不过我却感受到了心脏所在之处有一些沉重、一些抑郁：我感到一种压力，不过我已经准备好了。胸中的抑郁是因为心里的明确：该来的总归要来。
我的妻子，我想。
开始跑起来的巨大诱惑重新升起，为了上气不接下气地到达酒馆——那里的人一定会把我拦在门外。
我会喘着粗气叫，我的妻子！我的妻子在里面！
就是这幅我想象中的关于酒馆门口的事故的画面，放慢了我的脚步。我来到通向那座桥的石子路。从我踏上石子路的一刻起，我就已经举步维艰，从我的鞋子和石子擦出的咯咯声，从每两步之间的间隔就能听出来——我在以慢动作的速度挪动。
我一只手扶着桥上的栏杆，停住了脚步。蓝色的光倒映在我脚下黑暗的水面上。这会儿透过树丛，对面街的酒馆清晰可见。人行道上、平台前，斜斜地停着三辆警车、一辆救护车。
只有一辆救护车。不是两辆。
这样静静地观察这一切——好像它们彼此之间毫无关联——并得出我的结论，真是惬意。此时我的感觉跟以前经常在紧急关头时（克莱尔被送进医院时；赛吉和芭比试图把我儿子带走却最终失败时；我看到监视器里的画面时）有的感觉一样：我感受到了，是又一次感受到，我可以很镇定而有效地应对这一切。
我望向侧面，餐厅的入口处，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女侍者，显然是警笛和蓝光激起了她们的好奇心。我是说，在她们当中也有那位餐厅主管，因为我看见一个穿西装的男人点燃了一支烟。
起先我以为，站在餐厅门口的人也许无法辨认出我的存在，然而我又想到了几个小时前，我看得相当清楚，米歇尔骑着车从桥上经过的样子。
我得继续往前走，不能再站着不动了，否则之后就会有一个女侍者做证说，桥上站着一个男人。我不能冒这个险。“这很少见。他就这样站在那儿。我不知道这个信息对你们是否有用。”
我从口袋里掏出芭比的手机，把它举到水面上方。被扑通的一声吸引，一只鸭子游了过来。然后我放开桥上的扶手，继续前行。不再是慢动作的速度，而是以一种尽可能自然的速度：不是太慢，也不是太快。在桥的另一侧，我越过自行车道，看了看左边，然后继续向有轨电车车站走去。酒馆附近已经聚集了一些围观的人，在这么晚的时间也没有一大群，最多二十个好事者。酒馆左边有一条狭窄的小巷，我就朝着那巷子走过去。
还没等我走到人行道，酒馆的弹簧门就开了，并发出两声巨大的拍打声。从里面出来了一个担架，一个带轮子的担架，四名医护人员两推两拉。最后一名护工高高提着一个塑料输液袋，后面跟着芭比，她的眼镜已经摘掉了，正用一张手巾压在眼睛上。
担架上的人只看得到一个头，从绿色的被单下伸出来。其实在这整段时间里我都知道，不过现在还是松了一口气。那个头用棉花和纱布包着——带血斑的棉花和纱布。
担架通过打开的车尾门被送进了救护车。两个医护人员先上车，另两个跟在担架后面，跟芭比一起。车尾门关上了，救护车从人行道上向右一转，往市中心的方向急速驶去。
救护车警报器响起，也就是说，还有希望。
也许又恰恰没有，这总是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看待。
我没有很多时间来思考接下来的事，因为弹簧门又开了。
克莱尔被两名警察夹在中间走出来，她手上没有戴手铐，警察还没有逮捕她。她看看周围，在那一小群人中搜寻着，搜寻着一张熟悉的脸。
然后她找到了。
我看着她，她看着我。我向前走了一步，至少我的身体透露出我想向前一步的意愿。
在那一刻，克莱尔摇了摇头。
她向我发出信号，叫我什么都别做。她已经快走到一辆警车前了，第三个警察正为她把着后门。我很快看了看周围，想看看人群中有没有人注意到克莱尔是在对谁摇头，然而他们所有人都只对那被押上警车的女人感兴趣。
走到警车开启的后门前，克莱尔定了一会儿，她在找寻着并最终找到了我的眼睛。她的头动了动，对不知情者来说，这看上去就好像她只是为了低下头钻进车里，只有我知道，克莱尔的头显然是偏向一个特定的方向。
就在我的斜后方，对着那条小巷，那条回家最近的路。
回家，我的妻子说了，快回家去。
我没有等警车开走，而是立刻转身走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