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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雷斯父子看着他，很困惑。佩雷斯又打了儿子脑袋一下，接着打了几下屁股。
“有必要那样吗？”乔对席基说。
托马斯浑然不觉，还扭动着要去找席基，他最近很喜欢席基。
席基从乔怀里把托马斯抱过来，将他举得高高的，乐得托马斯咯咯笑。席基说：“你以为佩雷斯喜欢揍他儿子吗？你以为他早上起床，就说我今天要当坏人，让那孩子长大后恨我？不不不，老爷。他起床的时候说，我得让桌上有食物，我得让他们穿得温暖，修好屋顶的漏水免得他们淋雨，宰掉他们卧室里的那些老鼠，教他们是非对错，向老婆证明我爱她，留该死的五分钟给自己，然后睡四小时就又要起床到田里去。当我离开烟田时，还能听到最小的那个孩子在叫——‘爸爸，我饿了。爸爸，没有牛奶了。爸爸，我不舒服。’他每天都来工作，每天都出门打拼，之后你给了他儿子一份工作，老爷，那就像救了他的命。说不定你真救了他的命。但接下来这孩子工作没尽责？妈的。那就得挨打。挨打总比挨饿好。”
“那孩子怎么没尽责？”
“他应该看着烘烤的炉火，结果睡着了。有可能把所有收成都烧掉。”他把托马斯递还给乔，“有可能连自己都烧死。”
这会儿乔看着那对父子。佩雷斯揽着他儿子，那男孩点点头，父亲低声跟他说话，吻了男孩头侧几下，教训完毕了。不过那几个吻似乎没能安抚那男孩。于是他父亲推了一下他的头，两个人又回去工作了。
烟草从烟楼移到包装小屋的那天，棒球场建好了。包装烟叶、准备送往市场的工作，大部分是由女人负责，她们会一早爬上山坡来到种植园，像男人一样坚毅又冷静。她们在包装小屋里忙着把烟草分级时，乔就召集男孩们来到球场，把两天前寄到的手套、新的棒球和路易斯维尔牌球棒发给他们。他把三个垒包和本垒板放好位置。
就好像他在教他们怎么飞。
那些傍晚，他会带托马斯去看球赛。有时格蕾西拉也会加入，但她的出现老是会让少数几个刚进入青春期的男孩分心。
托马斯是那种从来坐不住的孩子，却对球赛非常着迷。他双手夹在两膝之间，安静地坐在那里观看，那些球赛他还不可能了解，却像是音乐或温水，同样对他有安抚效果。
有天夜里，乔对格蕾西拉说：“除了我们家之外，这些村民唯一的希望就是棒球。他们爱棒球。”
“这样很好，对吧？”
“是啊，非常好。宝贝，随你怎么骂美国，但我们还是输出了一些好东西。”
她斜了他一眼：“可是你们要收钱的。”
谁不收钱呢？要是没有自由贸易，整个世界怎么运转？我们给你东西，你就回报给我们其他一些东西。
乔爱他妻子，在这场交易中，她的国家无疑受到他的国家恩惠，处境也改善了太多，但她无法接受这一点。在美国金援之前，西班牙人把他们丢在污水池里面奄奄一息，整个古巴霍乱肆虐、道路破烂，没有任何医疗可言。马查多上台后也毫无改善。但现在，在巴蒂斯塔将军掌权之下，古巴的基础建设突飞猛进，全国三分之一、哈瓦那的一半家庭有了室内抽水马桶和电力。他们有了好学校和几家不错的医院。他们的平均寿命增加了。他们有了牙医。
没错，美国输出的某些善举，是以枪杆子为威胁的。但在历史上，所有文明发达的伟大国家，都做过同样的事情。
而想想伊博市，他难道没做过同样的事？她难道没做过同样的事？他们用血腥钱盖医院。用朗姆酒的利润收容街上流浪的妇女和儿童。
自古以来，善行往往就是由坏钱带来的。
而现在，在棒球风靡的古巴，在一个原来用木棍、赤裸双手打棒球的地区，他们有了全新的手套，那簇新的皮革发出吱呀声，金黄色的球棒像削了皮的苹果。每天傍晚，当工作告一段落，烟叶采收完毕，干燥的烟叶也整理包装好，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烟草和焦油味，他会跟席基并肩坐在椅子上，看着烟田中的影子越变越长。两人讨论着要去哪里买种子以培育外野的草皮，免得那里老是一堆尘土和小石子。席基听说附近有一个棒球联盟定期举行比赛，乔要他继续打听，尤其是秋天，农场工作最闲的时候。
到了烟草拍卖会那天，他们的烟草卖到了第二高价，四百张烟草，平均重量二百七十五磅，全部由罗伯特·勃恩斯烟草公司收购，这家公司制造细长型雪茄，是美国市场的新宠。
为了庆祝，乔给所有工人都发了奖金，还送了两箱考克林-苏亚雷斯朗姆酒给村子。之后，在席基的建议下，他租了一辆巴士，跟席基带着棒球队到附近小城维纳雷斯的碧侯电影院，看他们生平的第一场电影。
正片之前的新闻影片，都是有关德国实施反犹太的《纽伦堡法案》的——焦虑的犹太人收拾细软，离开设施完善的公寓，去赶第一班离开的火车。乔最近看到过一些报道，说德国总理希特勒对1918年以来欧洲勉强维持的脆弱和平造成了严重威胁。但乔很怀疑那个长相滑稽的小个子会疯狂到那个地步，毕竟现在全世界都在积极防备，这种事情实在不可能发生。
接下来的几个短片没什么好看的，但那些男孩都笑得东倒西歪，眼睛睁得就像他买给他们的垒包一样大，乔花了好一会儿才明白，他们完全不知道电影是怎么回事，还以为刚刚的新闻影片就是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