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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丹正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中,重田又提出了问题。
“你之前应该已经做过调研,确认那些在合作会的保护下散漫放肆的合作商很难接受压缩成本这件事。而的场却在跟他们保持合作的前提下实现了收益提升。他是怎么做到的?”
重田的话在伊丹脑中留下了沉重的回响。
仔细想想,这的确很奇怪。保持跟那些合作商的关系,拖着旧的成本结构实现收益上升——这简直是奇迹。然而的场确实引发了这个奇迹。
“你可能不知道,因为我们家不同意压缩成本,最终导致订单撤回后,合作会的其他成员产生了一些警惕和抵触。”重田语气沉重地继续道,“我听说的场接到了重建机械事业部的命令后,马上决定甩掉‘圣域’,展开改革。但是部分上层认为这种做法很危险,甚至直接表示反对。最终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一则新闻报道。《东京经济新闻》社会版的一篇文章提到帝国重工冷血无情的裁员政策导致近千名短工被辞退,在社会上引发了批判帝国重工的舆论风潮。”
伊丹知道这件事。收益至上主义的牺牲者永远是弱者,这种论调很容易为大众所接受。帝国重工身为代表日本的大企业,又是财阀里的旗舰,自然不能忽视名誉下滑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