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茜多耸了耸肩:
“我不知道。这只是我的感觉,别告诉别人。”
我忠实地保持了沉默,这很容易。我像幼虫一样,继续着我的一系列蜕变,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文明的爱书人”——在文具店的人流中我忘记了埃尔武埃夫人的事。几天后,当我把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放在鲜花集和地图集中间时,埃尔武埃夫人出现了,而铃声并没有响。因为我们几乎整天开着前门,为方便我们的狗多米诺随意进出。
“像你这样的大姑娘,能把书架收拾得整整齐齐,真是太好了。”她惊呼道,“今天你打算借什么书给我?”
埃尔武埃夫人提高了嗓门,我咬紧了牙关,把眼睛眯得细细的。
“儒勒·凡尔纳,”她用哀伤的声音读道,“他的作品没法读两次。一旦你知道了书里的秘密,它就结束了。”
“上面有巴尔扎克的书,在大架子上。”我指着它们说。
“他的书很深奥。”埃尔武埃夫人说。
巴尔扎克的书很深奥吗?巴尔扎克是我的摇篮,迷人的森林,我的发现之旅。我惊讶地抬起头来,看着那个比我高出一个头的、黝黑的高个女人。她在玩弄一朵剪下来的玫瑰,眼睛盯着前方。她身上没有一点儿文学气质。她意识到我在盯着她看,于是假装对我的写作工具感兴趣。
“真漂亮。这些收藏太美了!”
在一周的时间里,她的嘴就变老了。她一直弯着腰站在我的纪念品前,摸摸这个,摸摸那个。然后她站直了身子,对我说:
“你妈妈是不是在这附近?我想见见她。”
从这位“迷失的”女士身边走开,我简直不能再高兴了。我跑进花园,喊道:“妈妈!”就好像我在喊“着火了”似的。
“她取走了几本书,”当我们单独在一起时,茜多告诉我,“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她甚至看都没看书的标题。”
在我的脑海中残存的关于“埃尔武埃遗嘱事件”的记忆与一种模糊的骚动联系在一起,还透露着些许浪漫。通过茜多,我清晰地回忆起了这件事,这要归功于我至今还觉得她的声音有一种特别的“存在感”。她的故事、她和我父亲的谈话、她那种专断的争吵和反驳的方式,在我的脑海中构建了一出肮脏的外省戏剧。
一天,就在埃尔武埃夫人最后一次拜访我们之后不久,整个镇里的人都在惊呼“遗嘱找到了”。然后把那封有五个封印的大信封描述一番,那个封印是寡妇刚刚送到沙布林律师书房里的。佩尔普菲斯夫妇和吉亚门特夫妇显得焦躁而又得意,他们立即出现在律师事务所里,那寡妇埃尔武埃也在。在那里,埃尔武埃夫人独自面对这群冷酷无情的家伙,面对着那些茜多所说的“张嘴侵吞遗产的鲨鱼”。“好像,”母亲讲这个故事时说,“她身上有股白兰地的味道。”这时,我母亲的声音被驼背茱莉亚·文森特的声音取代了,她每天出去熨衣服,每周来我们家一次。不知道连续过了多少个星期五,我一直追问茱莉亚,直到我把她所知道的一切都榨干才罢休。她那凹陷的、畸形的胸部里挤出来的带着鼻音的清晰音调让我感到满意。
“最让人害怕的是那个律师。首先,他个子不高,没有那个女人的一半高。而她穿着一身黑衣服,她前面戴着的面纱一直垂到脚边。律师拿起了信封,有这么大(茱莉亚打开了我父亲的一块巨大的手帕),他把信封原样递给了那些侄子,让他们辨认这些封印。”
“但你并不在那儿,朱莉娅,不是吗?”
“不,是沙布林先生的一个小职员从钥匙孔里偷看的。有个侄子说了一两句话。然后,埃尔武埃夫人就像一个公爵夫人那样盯着他看。律师咳嗽了一声,咳,咳,他打开了封印,把遗嘱念了出来。”
在我的记忆中,有时是茜多在说话,有时是一些诽谤者急切地八卦埃尔武埃夫人的私事,有时似乎有些插画家,比如贝尔托或托尼·约翰诺德,曾生动地给我描述过这个高高瘦瘦的女人。她深邃的眼睛一直看着那群法定继承人,她咽下酒给自己打气,不停地舔着嘴唇品尝嘴里的白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