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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去除朋党和铲除宦官一样，是文宗政治理想的一部分。这也是他重用郑、李的原因。所以，打击牛李二党这件事，不能单纯地认为是郑、李人品不好，或仅仅是出于个人的好恶。很多人在回望那段历史时，把这个关键且本质的细节忽略了。
就这样，文宗皇帝、郑注、李训三人成立了一个反对宦官和朋党的秘密联盟。
郑、李二人虽是王守澄推荐的，但并不妨碍他们最终站在皇权一边。随后，连续成功诛杀了王守澄等人。此时李训已被升为宰相，有一次，跟郑注密谈，说要铲除宦官必内外合力，所以想叫郑到离长安最近的凤翔做节度使，以便直接掌握军队。一向被认为狡诈的郑注，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从这个细节看出来，郑注没有过多地想自己的得失。否则，他完全可以拒绝跑到凤翔去做地方官。
同时，郑注出了条奇计，就是前面说的，趁在长安城外为王守澄下葬之际，他率领亲兵，扑杀包括仇士良在内的大小宦官。但李训此时的欲望更大，不但担心郑注抢去首功，而且亦有意诛杀宦官后再杀郑注，所以带着一群不靠谱的帮手，在皇宫中抢先发难，终被经验丰富的宦官反戈一击。
但在那么多大臣甘于随波逐流甚至见了宦官都哆嗦的时代，一个眼神儿不好的江湖郎中和一个研究《易经》的人站了出来。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因为稍一失手就满门皆灭。有人说他们是为了钻营，想往上爬。仔细一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说法不成立。对李训、郑注来说，一个事变前就当上宰相了，已经位极人臣了；另一个则是文宗眼前的红人。所以说，如果没有一个政治理想支撑着，他们不可能进行这样的大冒险。清代学者尚宛甫说得非常好：“训、注虽谲进，然乱贼人人得诛！举世畏宦官，训、注独舍生诛之，使其谋成，则武、宣、懿三宗必无复废立之事。”
史上的评价，对李训还稍微好点，对郑注则出奇的低。其实，郑注并非像很多人说的那样是个只知党同伐异的小人。举个例子，当初，文宗以郑注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郑注担任新职前举荐了仓部员外郎李款接替自己的旧职。
文宗说：“郑注啊，这李款以前曾向我弹劾过你。”
郑注答：“加臣之罪，虽于理而无辜；在款之诚，乃事君而尽节。”
这话也是响当当的。由此可见人性的复杂，任何一棍子打死的事都是不可取的。最初，郑注只是个飘零江湖的郎中，但无常的命运与个人的奋斗，把他一步步推到时代舞台的中央，并最终让他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甘露之变”失败了，主要原因在于李训，首先没执行更稳妥的郑注的计划，其次用人不当，韩约之类皆不堪大任。这是历史的定数，又充满了偶然，乃至于诡异。那是事变爆发前多年，“郑注大和初赴职河中，姬妾百余尽骑香气数里，逆于人鼻。是岁，自京至河中所过路，瓜尽死，一蒂不获”。由于铺天盖地的香气的袭击，自长安至河中的瓜都死了。是不是预示了几年后“甘露之变”的结局？
“甘露之变”对晚唐士人的心灵影响太大了。
事变发生后，退居东都洛阳做“中隐”闲官的白居易一声叹息，他的很多同僚都死于事变，包括当初打击过他的王涯。怀着复杂的心情，诗人写下著名的《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
当初，剪除宦官集团的过程中，郑注、李训曾将一个叫田全操的宦官贬到外地，随后通知当地官员，令其将田秘密决杀。但很快“甘露之变”爆发，田全操得以脱险，随即返回长安，并在路上扬言：“我入城，凡儒服者，无贵贱，当尽杀之！”此日，田全操入金光门，整个长安朝廷一下子就乱了，很多大臣认为宦官又要大肆杀人了。当时，新任宰相李石、郑覃正跟大臣们在血迹未干的中书省议事，听到田全操入城后，转眼间在座大臣跑了一半儿。郑覃也想跑，但被李石制止。李石找到仇士良，道明此事。仇或真或假地安慰了几句，说有他在，姓田的家伙断不敢闹事。
田全操虽然没闹事，但仇士良却没放过李石，因为这位新宰相有点不怕他，多次跟他针锋相对。为此，仇士良派刺客在李石上朝途中进行截杀，李伏在马上一路奔回府邸，在门口又遭刺客第二轮袭击。虽然李石逃过一劫，但把满朝大臣吓坏了，转天早朝时，文武百官来了几个呢？九人而已。李石最终屈服，向文宗辞职，自求到外地做官。就连当初平定藩镇的著名宰相裴度，也萌生就此归隐之意。
“甘露之变”改变了唐朝大臣和士人们的心灵格局与走向。事变前，士人们还有抱负，积极用事，欲恢复盛唐景象；事变后，则完全消沉，基本上都退守自家庭院和内心深处了，从士风到诗风乃至整个社会气象都为之一变。看刘沧《秋日过昭陵》中所写：“那堪独立斜阳里，碧落秋光烟树残。”消沉、伤感、麻醉、追忆、无力感和等待日落的心情，是“甘露之变”后的晚唐时代的一切风格所在。
但就是在人人自危、畏宦如虎的乱局下，文士李玫在其志怪笔记《纂异记》中写下意蕴深远的“喷玉泉幽魂”一篇：“会昌元年（公元841年）春，孝廉许生下第东归，次寿安，将宿于甘泉店。甘棠馆西一里已来，逢白衣叟，跃青骢，自西而来，徒从极盛，醺颜怡怡，朗吟云：春草萋萋春水绿，野棠开尽飘香玉。绣岭宫前鹤发人，犹唱开元太平曲……”
说的是，唐武宗会昌元年之春，许生考进士不中，东归家乡，过安阳寿安山，欲投宿于前面的甘泉店。未至店，遇一白衣叟，在随从簇拥下，乘青骢马自西而来。许生催马跟进，问其姓名，白衣叟笑而不答。许生跟在后面，走了二三里，天色已晚，来到当地名胜喷玉泉（白居易有诗《题喷玉泉》：泉喷声如玉，潭澄色似空。练垂青嶂上，珠泻绿盆中。溜滴三秋雨，寒生六月风。何时此岩下，来作濯缨翁）。这时候，白衣叟回头道：“有几位名士，在今晚于此泉下追忆旧事，我昨天被通知参加聚会，你不可再跟着我了。”
许生好奇，执意尾随，到喷玉泉边，下马后，伏于草丛中窥视，见有四位男子现身于泉边园林中，一位神貌昂然，一位短小精悍，一位高大少须，一位清瘦机警，四人皆服“金紫”。“金”指“金鱼袋”，“紫”指“紫色官服”。唐规中，朝臣官服分四种颜色：紫色一、二、三品；绯色四、五品；绿色六、七品；青色八、九品。同时，佩戴相应的彩帛制作的“鱼袋”。按规定，一、二、三品官佩“金鱼袋”，四、五品佩“银鱼袋”。以此推断，几位官职都在三品以上。他们坐于喷玉泉的石矶上，等来了白衣叟。
四人齐声说：“玉川，为何来迟？”
白衣叟说：“时才游赏，歇马馆亭，见有诗题在柱上，吟咏了很长时间，故而来迟。”
一人问：“什么诗能如此吸引先生？”
白衣叟说：“诗作者的姓名不可知，但诗意与在座的遭遇有些相同。诗是这样的：浮云凄惨日微明，沉痛将军负罪名。白昼叫阍无近戚，缟衣饮气只门生。佳人暗泣填宫泪，厩马连嘶换主声。六合茫茫悲汉土，此身无处哭田横。”
四人闻听，以袍袖掩面欲哭。
白衣叟与四人饮酒，几巡后叹息声未绝。他们各自作诗感怀，似追述难忘的往事。诗成后，大家吟咏，间或长号，声动山谷。不一会儿，接他们的侍从来了。几人相视无言，唯有泪流，攀鞍上马，如烟雾般消失在许生的视野里。
后许生从草丛爬起来，上马寻旧路而去。将近黎明时分，抵达一旅店，女店主问他为什么冒夜而行，许生把自己遇见的都说了出来。女店主说：昨夜三更，有骑马者来我店买酒，难道是他们？说着，她打开钱柜，发现昨晚收下的都是纸钱。
在这个故事中，四人形貌特征切合遇难的李训、王涯、贾餗、舒元舆四宰相：“长大少髭髯者”指李训；“消瘦及瞻视疾速者”指王涯；“短小器宇落落者”指贾餗；“少年神貌扬扬者”指舒元舆。
至于那位“玉川先生”即白衣叟，有可能是著名诗人卢仝的鬼魂。卢仝是王涯的朋友。“甘露之变”爆发前一天晚上，卢仝偶然留宿于王涯家，及至二十一日事变爆发，神策军到四名宰相府邸大肆搜捕，卢仝正好被堵在家里，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杀。
甘露喋血后，虽朝臣畏宦官如虎，但手握重兵的藩镇不吃那一套，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手刃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的刘悟之子）就上书朝廷质问：诸宰相为什么被杀？罪名是什么？即使有罪，也应由朝廷处治，宦官有什么权力派兵捕杀？刘从谏还直接列举仇士良的罪责，甚至称：若朝中宦官继续凶顽，他将发兵长安。诗人李商隐为此写下《重有感》：“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在诗中，表达了诗人对事变的痛惜和对刘从谏的支持。在刘的威胁下，仇士良才渐消气焰。
